我开了12年彩票店，有次一本刮刮乐剩8张没卖，我自己刮了中了500

刘大军把一本刚拆封的刮刮乐码到玻璃柜台上，用指甲从封口处划开，听见塑料纸“嘶啦”一声裂到底。他知道这一摞是整本第37号，前面已经出了六本，今天上午卖了四本，下午这个点了才卖出去两本，还剩整整一本半压在柜台底下。

县城里新华路这条街，过了下午三点就没啥人了，晚上靠着夜市能再走一波，但现在这个点，店里就他一个人，电扇嗡嗡转着，门帘子被风掀起来又落下。

他手里还攥着那本第37号，没放回去。脑子里转着一件事——这本他该不该自己留着。

五十多岁的人了，开了十二年彩票店，这个月房租刚交了三千八，上月电费单子还在抽屉里躺着。他记得上个月整月下来，刮刮乐走了十一本，毛利润大概两千多，除掉房租水电，净到手不到一千五。

儿子在省城打工，上个月打电话说想换个手机，他妈在旁边接了一句：“你爸这店一个月下来还不够给你换手机的。”电话那头儿子没吱声，后来再没提过这事。

第37号这本，他翻了翻底部的编号，新拆的，一本六十张，面额二十，总共一千二的面值，进货价大约九折。按他知道的经验，一本里按返奖率大约能出一半到六成的奖金，但大奖的分布不均匀，有的本出得早，有的本出得晚，有的本根本就是散钱。

门帘子一掀，进来个瘦高个，穿着深灰短袖，趿拉着拖鞋，兜里揣着两个钢镚的动静，晃晃悠悠走到柜台前，隔着一层玻璃往里看。

“刘老板，来一组。”

来人叫王建民，在隔壁中学旁边开文具店，跟刘大军认识七八年了，隔三差五来刮两把，从来没刮出过超过两百的奖。刘大军给他拿了一张二十的，王建民趴在柜台上，指甲盖刮得哧啦哧啦响，嘴里还念叨着：“发发发发。”

刮完，显示区第一行是“￥20”，第二行三个图案没对上，第三行也没对上。王建民把彩票往柜台上一拍：“再来一张。”

那张二十块的彩票躺在玻璃面上，什么都没中。刘大军又递了一张给他，王建民接过去靠在门框上刮，嘴里也不念叨了。又没中。

他又要来这张，第三张刮到一半，手停住了，“中了个十块。”他把票递回去，“再补十块。”

前后刮了六张，五张空，一张中了个十块，又补进去十块，来来回回花了差不多一百一，总共中了二十多。王建民把钱往柜台上一撂，一百整：“再来五张，我就不信了。”

第一百块的时候，柜台上一排刮完的票摆在那儿，最长的那张中了二十，剩下的全是白的。王建民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他老婆每天下午五点来他店里换班，他要是超过五点还没回去，电话准得响。

他看了一眼手机，又看了一眼柜台上那堆废票，把最后一张刮完，什么也没有。

“改天再来。”他撂下这句话，掀门帘走了。

刘大军把废票收拢起来，拿橡皮筋一扎，扔进柜台底下的空啤酒箱里。然后他看着玻璃柜台里还剩的三十多张，手按在上面不动。

刮一本，前面人刮了十几张，就出了一点小奖，后面大概率还有空间。这个道理他比王建民清楚多了。他的手指头在票上敲了两下，玻璃面发出闷响。

老婆周桂芳在后屋喊他：“晚上吃啥？冰箱里还剩半只鸡，炖个汤呗。”他没应，把柜台里剩下的票整本抽出来，翻过来看了看印刷批号，又塞回去。这已经是今天第三回摸这本票了。

晚上八点多，夜市刚摆起来。隔壁卖烤串的老马过来买水，顺手拿了两张二十的刮。老马刮第一张，空。第二张刮到一半，嘴里“咦”了一声——“四十。”

他拿着那张彩票在刘大军面前晃了晃，没换，又买了三张，后面三张全空。老马咕哝了一句什么，拎着水走了。

刘大军看着柜台上剩下的，二十三张。这本第37号，按照一般规律，该出的奖池还没出完。他坐在柜台后面那把转椅上，左手边是那个装废票的啤酒箱，里面已经有小半箱了。

周桂芳又喊了一声：“汤好了，你先来吃。”

他站起来，去后屋洗了手，坐下来喝汤。碗里的鸡汤冒着热气，他喝了两口，又站起来走到前屋，把那二十三张抽出来，一张一张数了一遍，又放回去。

周桂芳端着碗跟过来，站在柜台边，看见那摞票，没说话。

“这本还剩二十多张，”刘大军开口，“前面刮了三十多张，就出了一点小奖。”

周桂芳喝了口汤，说：“那你赔了没有？”

“赔不了，你这是啥话，这本卖完是一千二，进价一千零八十，卖完就赚一百二。”

“那你留着是想干啥？”

刘大军没接话。他把汤碗放在柜台上，那摞票就放在汤碗旁边。他停了两秒钟，问：“你说，这剩下的，我是刮了好，还是留着卖？”

周桂芳看着他，筷子夹了块鸡肉：“你有病啊，进价九折卖给你，你刮出来中的是利润，刮不出来是自己兜底。你什么时候见过老板自己刮自己的票的？”

刘大军说：“老程就刮。他跟我说，一本票卖出去之前自己先把前头的扫一遍，扫到什么算什么。有一回他自己刮了个五百。”

周桂芳冷笑一声：“那你咋不去问他借个五万块钱呢。”

刘大军不说话了。他拿起筷子，扒了两口饭，筷子在碗沿上顿了一下。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超市刚开门。上个月来了一对年轻夫妻，女人挑了半天功夫茶具，男的站在柜台前看刮刮乐。刘大军招呼了一声，那人拿了一张二十的。刮完空，又拿了一张。空。又拿了一张。

那个男人刮到第五张的时候，刘大军看着那本还剩十八张的票，后脑勺的汗毛立起来了。他弯下腰，从柜台底下又摸出一本新的，崭新的，批号是第38号，白塑封皮还带着塑料膜。但他没拆开，就压在柜台底下。

男人刮完第六张，空。他老婆挑完茶具过来了，两盒子一百八，结了账，拉着他男人：“别刮了，走吧。”男人又买了两张，刮完还是空，把票扔在柜台上，钱也没少给。

那本第37号，柜台上还剩十六张。

下午王建民又来了。这次他老婆跟着，给他送饭。王建民看了刘大军一眼，又看了看柜台里那排票：“还剩多少张了？”

“十六张。”

“都刮了，连刮。”

刘大军从柜台里抽出那摞票——但他把第38号那本挪到了边上，手底下留了个空当，递过去的是第37号剩余的那些。

王建民一张一张刮，刮完一张往旁边一甩。第七张的时候，他的手停了。

刘大军没探过头去，但他看见王建民的表情变了。嘴唇抿着，眼睛盯着票面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票翻过来扣在柜台上，压着自己的手，问了一句：“你店里这机器能兑奖的吧？”

“几百的能兑，再往上要去市里。”刘大军说着，弯下腰，眼睛还是没往那张票上看。但他看到王建民那只手在微微发抖。

王建民把票翻过来，推到他面前。刮奖区下面写着“￥500”。

五百块。六百的本钱，五百的中奖，前后亏了一百。王建民的老婆站在一旁没说话，看了半天，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票，拿手机拍了个照，还给他：“你说你刮了十多年了，总算中一回大的。”

王建民把那五百块钱换了，临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站，回头说：“刘老板，你一开始咋不说这本还有十六张？”

刘大军说：“你也没问。”

王建民走了。柜台里第37号一共还剩下八张，没卖出去。刘大军看着那八张票，在柜台里躺到他吃午饭。午饭后他擦柜台，把那八张票从玻璃底下捡出来，拿橡皮筋捆了，塞进那个装废票的啤酒箱里。塑料袋裹着，压在旧票底下。

周桂芳午后从后屋出来倒水，看见那个箱子又满了，就说：“你攒这个干嘛？到了月底直接当废纸卖了呗。”

刘大军说：“有张今天刮了个五百的，留个纪念。”

周桂芳说：“又不是你刮中的，你纪念个啥。”

刘大军没接话。他弯下腰，又看了看那本第38号，新的，封着塑料膜，还没拆。他把那本推到柜台最里侧，跟外面卖票的那个位置隔了一沓白纸。

然后他把电扇又开大了一档，坐在转椅上，看着门外新华路上来来往往的人。过了会儿，他又把第38号从里面摸出来，撕开塑料膜，拆了封。

他抽出第一张，还没刮，看了两秒钟，又塞回去了。压在票根底下，像是想给自己留个回头的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