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现27.5亿，借款1亿：信托补税大限前的张勇与海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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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勇退到战略后台、经营权责下沉，是海底捞从“创始人企业”走向“平台化组织”的必经之路

　　观察员丨三畏 审校丨王恒

　　2026年10月，张勇、舒萍夫妇密集退出四川新派餐饮管理集团、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核心境内主体高管席位。

　　经营承压叠加离岸信托税务新规落地，市场难免追问：张勇是不是要走了？

　　人事：台前与幕后

　　据工商信息，四川新派餐饮管理集团近期完成变更，张勇卸任董事长，舒萍卸任董事；同期，夫妇二人还陆续退出了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乐达海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阳市静远投资有限公司等多家体系内核心主体的高管席位。

　　四川新派注册资本约6.21亿新加坡元，由海底捞海外控股主体全资控股，业务覆盖餐饮服务、供应链管理、互联网销售等板块，是承载境内综合经营与多元布局的重要平台。

　　四家主体在同一时间窗口集中交接，显然是一次体系层面的经营权责重构。

　　接棒者唐兰英1998年10月入职海底捞，高中毕业后从门店自助区域打杂做起，第二年海底捞筹备西安首店时主动报名，从出纳、文员一路走向管理层。

　　2022年4月之后，唐兰英出任四川嗨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董事，而四川嗨系正是“红石榴计划”的核心投资与品牌孵化平台。

　　焰请烤肉铺子、火焰官BarBecue、嗨妮牛肉麻辣烫、举高高自助小火锅等子品牌，背后的四川嗨系，唐兰英是这套内部创业体系的核心操盘人之一。

　　这一交接也不是突然发生的。四川海底捞的法定代表人近五年已三度更迭：2021年10月由李海燕变更为谢英，2025年2月由谢英变更为袁华强，本次再由袁华强交到唐兰英手中。

　　李海燕是早期联合创始人，谢英、袁华强、唐兰英则都是从门店一线成长起来的内部职业经理人。换句话说，境内运营主体的法定代表权，早已在系统性地从创始团队向职业经理人梯队转移，10月的密集卸任只是这一长期趋势的显性化。

　　上市公司层面的布局也遵循同样的逻辑。2026年1月张勇重新兼任集团CEO时，苟轶群辞任CEO、宋青和高洁辞任执行董事，同时李娜娜、朱银花、焦德凤、朱轩宜四位长期在区域运营、产品供应链、集团战略支持等一线岗位成长的管理者获委任为执行董事。

　　创始人回到战略中枢，年轻一代接手经营执行，境内运营主体再把法定岗位交给红石榴体系的核心操盘者，三层调整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战略上收、经营下沉”的路径。

　　还有一个不应被忽略的因素是，张勇是新加坡国籍，外籍人士长期担任境内运营主体法定代表人，在工商登记、合规申报等环节会附带额外的程序复杂度。将境内法定岗位交予中国籍职业经理人，在治理合规层面本身就是一种常规化安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动因属于合理推测，一切以海底捞官方披露信息为准。

　　信托：巧合还是必然？

　　几乎在同一时间窗口，人事卸任、资本减持与信托税制新规三线交汇。

　　2026年7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2026年第21号），首次系统性地对离岸信托在设立、存续、终止清算全环节建立个税规则，一般适用20%税率，并设置90日过渡期至10月22日，窗口期内补报可不加收滞纳金。

　　规则的核心是：无论信托嵌套多少层BVI、开曼壳公司，税收上均视为透明体，穿透至底层居民个人；存续期间的收益无论是否实际分配，都按年计入个人所得。

　　张勇、舒萍夫妇的持股架构恰好是这一规则的典型适用对象。根据海底捞财报披露，两人在2018年上市前搭建了双层离岸信托：张勇的Apple Trust与舒萍的Rose Trust，分别通过BVI公司间接持有海底捞权益，瑞银旗下信托公司（UBS Trustees）担任受托人。

　　（注：文轩财经查询了财报，报告中仅明确披露了上述信托架构及持股比例，并未披露股东个人的潜在税负。） 但据市场推算，海底捞上市以来累计分红规模可观，张勇夫妇持股约50%，信托账户对应分得金额不小，按20%税率理论上存在相当体量的潜在税负；叠加减持套现部分对应的税款，市场给出的估算并不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6年9月8日，舒萍旗下的SP NP Ltd．以每股10.62港元大宗减持2.59亿股，套现约27.5亿港元，较前一日收盘价折让约6.7%。

　　紧接着，10月12日海底捞公告向张勇提供本金上限折合1亿元人民币的港元贷款，期限仅30天，利率为1个月HIBOR加60个基点，无担保，用途限定为个人财务安排。

　　需要特别强调：减持用于补税、借款与减持回款相关，均属市场推测，并无官方公告证实。一切以海底捞或政府相关部门官方披露信息为准。

　　但即便不从因果层面下结论，这组动作至少揭示了一个事实：当离岸信托的税务透明化真正落地，创始人家族的个人现金流管理与上市公司的治理透明度之间，会产生此前未被充分定价的联动。

　　业绩：主品承压，二线突围

　　让我们回到海底捞的经营基本面，拆解其2026年中报可以发现，公司各项业务正出现明显分化。

　　2026年上半年，公司收入223.37亿元，同比增长7.9%；核心经营利润25.13亿元，同比增长4.4%；期内溢利17.64亿元，同比增长0.5%；归母净利润17.67亿元，同比增长0.47%。

　　利润增速显著低于收入增速，核心经营利润率从上年同期的约11.6%降至11.25%，原材料及易耗品成本占收入比重上升1.8个百分点至41.6%，既有低毛利业务占比提高的结构性原因，也有主动让利消费者的影响。

　　主品牌与增量业务走向明显背离。海底捞餐厅经营收入178.37亿元，同比下降4.0%；自营餐厅数量从2025年6月末的1，322家降至1，290家，净减少32家。

　　翻台率3.9次/天，同比仅提升0.1次；人均消费97.0元，同比下降0.9%；同店销售额同比下滑1.3%。主品牌已经从“增长引擎”转变为“稳定基本盘”。

　　外卖业务收入20.51亿元，同比增长121.2%，占比从4.5%升至9.2%，“下饭菜”一人食产品和自建外卖站模式是主要驱动力；其他餐厅经营收入12.71亿元，同比增长113.1%，占比升至5.7%，来自“红石榴计划”下多品牌及露营火锅、夜宵火锅等场景。

　　截至2026年6月末，集团运营21个其他餐饮品牌、合计183家餐厅，大排档火锅和寿司业态已进入规模化复制阶段。

　　这组数据也回答了前述“为什么接手的是唐兰英”。

　　当主品牌进入存量优化阶段，新品牌孵化和精细化运营成为下一阶段的核心能力，让红石榴体系的核心操盘者执掌境内运营主体，是将组织资源向新增长曲线倾斜的务实安排。

　　未来：三道必答题

　　截至2026年10月23日10时38分，海底捞股价报9.17港元，微涨0.55%。这一价格不仅距离创始人张勇5月增持时的13.39港元相去甚远，也跌穿了9月家族信托10.62港元的大宗减持价，正逼近52周以来的最低点（8.925港元）。

　　从2018年上市至今，海底捞经历了一轮“高翻台驱动增长—逆势扩张致首亏—关店促修复—动能减弱再承压”的完整周期。而在这轮剧烈波动的背后，资本市场留给海底捞的试错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最直观的考验在基本盘。 2026年上半年，主品牌同店销售额依然为负增长，翻台率的微弱改善被人均消费和单桌就餐人数的小幅下滑所抵消。

　　管理层虽释放了7、8月份翻台率回暖以及2027年提速开店的信号，但主品牌的长期命题早已不是开更多店，而是在存量网络中把同店销售重新拉回正增长。这是海底捞必须守住的底线。

　　外卖和其他餐厅收入增速虽然抢眼，但外卖平台费用上升推高了“其他开支”占比，低毛利业务的扩张也在稀释整体毛利率。“红石榴计划”从广撒网转向聚焦复制是明智之举，但大排档火锅、寿司等业态能否在2027年转化为有利润质量的规模化收入，仍需时间验证。

　　比业务端更微妙、也更具决定性的，是创始人家族资本动作与上市公司治理之间的张力。

　　海底捞向张勇提供1亿元短期借款，程序上完全合规，张勇也依规回避了表决。但市场真正在意的并非这1亿元的金额，而是当创始人同时身兼控股股东、CEO与借款方三重身份时，个人财务安排与公司资金之间的边界是否足够清晰。

　　舒萍的减持虽被定性为“股东私人事务”，但与卸任、借款叠加在一起，客观上放大了外界对治理透明度的审视。

　　张勇退到战略后台、经营权责下沉，是海底捞从“创始人企业”走向“平台化组织”的必经之路。但这条转型之路能否走通，最终仍取决于海底捞能否在组织换挡期，重塑持续稳定的增长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