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分享】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生育率：21个发达国家的一项考察（1985–2019）

数据均引自 Movahed & Parrado (2026), Demography 63(2): 511–536；结论为相关性，样本不含中国。

1985年，爱尔兰的总和生育率为2.5，意大利只有1.39。两个都是高收入经济体，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却差出近一倍。这不是某一年的偶然——在发达国家整体生育率走低的四十年里，国家之间的差距始终没有消失。当收入、教育、医疗都跨过一定门槛之后，是什么还在拉开各国生育率的距离？

过去几十年，生育支持的讨论常集中在福利政策上：托儿服务、带薪产假、家庭补贴。这些当然重要。但2026年发表在《Demography》上的一项研究，把视角推进到更基础的制度层面。美国研究者 Masoud Movahed 与 Emilio A. Parrado 发表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与跨国生育率差异》（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Fertility Rates），是首篇把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简称 VoC）框架引入人口学的研究。他们追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如何组织、工资如何协商、就业如何保护，是否也与生育率差异有关。

制度类型：一个被忽视的比较维度

论文使用“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VoC）框架，将发达经济体按制度特征分为三类。研究者选取七项指标（就业保护、工会密度、工资谈判集中度、股票市值、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高等教育普及率、专利率）先做标准化处理，再以2009至2019年的十年均值聚类，得到三类：自由市场经济体（LME，如美、英、澳、新、爱尔兰，以及日本、瑞士），工资谈判分散、就业保护较弱；协调型市场经济体（CME，如德、法、意、西、希），工资多在行业层面集中协商、就业保护较强；社会民主市场经济体（SDME，如北欧四国），工会密度高、政府深度介入就业。这种分法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如何组织”，而不是穷或富。需说明：传统分类中常被归为协调型的日本、瑞士，按本文基于近年数据的聚类反而更靠近自由市场型，这是制度变迁（工会密度下降、就业保护弱化、金融化程度上升）的结果。

论文将21国、1985至2019年、共680组“国家—年份”数据按三类分组后发现，总和生育率的中位数水平确有显著差异：自由市场型最高，社会民主型居中，协调型最低；自由市场型、社会民主型均显著高于协调型，二者之间的差异较小、但同样显著（Bonferroni 检验）。控制女性劳动参与率、失业率、人均GDP、人口规模后，差距依旧：以自由市场型为参照，协调型的总和生育率显著低约0.25，社会民主型显著低约0.19。

图1　三类经济体的总和生育率分布。截取自原论文图3。

这一结果说明，在富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生育率差异仍可能与更深层的就业制度有关。

福利与就业：两组不同方向的关联

研究首先确认了福利政策的重要性。家庭福利支出、日托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生育率越高，且结果稳定显著。需要注意的是，家庭福利支出并不等同于单一现金补贴；论文检验的是公共支出结构与生育率之间的跨国关联，而不是某一项补贴政策实施后的出生变化。因此，福利补贴在生育支持政策中仍旧重要。

不过，更值得讨论的是若干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工资谈判集中度、就业保护立法强度，以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占GDP比重，均与较低生育率相关。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就业服务、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支持等措施。这些安排本来是为了降低就业风险，却在跨国比较中与低生育率相连。这并不意味着保护劳动者是错误的，只能说明一种制度的本意，未必等同于它对生育决策的实际影响。换言之，在一些人直觉里“对劳动者更友好”的安排，在这项跨国研究里反而与更低的生育率连在一起。另有两项结构性发现：贸易开放度与生育率正相关，与部分既往“全球化降低生育率”的结论相反；制造业就业占比（去工业化指标）与生育率负相关，且效应量在所有变量中最大；净迁移率则无显著关联。

图2　原论文表3模型5的三项回归结果。

研究者给出的一种解释是：在工资集中协商、解雇保护严格的环境里，雇主用人的灵活度偏低。企业招聘或重新雇用经历职业中断的劳动者，可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

当一名女性因生育离开职场一两年，雇主重新雇用她，意味着更高的制度成本与更强的不确定性。于是“为生孩子暂时退出工作”的代价被抬高；而付出代价最重的，恰恰是职业正往上走、也最该生育的年轻女性。代价越高，推迟乃至放弃生育的理由就越充分。这并不意味着保护劳动者是“错”的；它说明，单看某项制度的正向意愿，未必能推出生育率上升的结果。

方法、局限与对中国的参照意义

作者的原文判断是：要缩小女性“期望生育数”与“实际生育数”之间的差距，仅靠福利保障并不充分，还需降低劳动力市场的进入与再进入门槛，尤其是同时承担就业与育儿责任的人群。

对中国而言，这项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套用某个“资本主义类型”，而在于提出一个可参照的问题：生育支持是否只看家庭拿到多少补贴，还是也要看育儿与就业能否连续。若生育意味着职业中断、晋升受阻、返岗困难，家庭补贴再多，也只能覆盖一部分成本。因此，对于就业市场中的女性而言，更灵活的职业准入门槛，意味着职业生涯不会因生育而中断、下滑甚至结束。托育服务、产假安排、反就业歧视和灵活工作制度，只有与真实的劳动市场相衔接，才可能改变家庭对生育风险的预期。

基于论文，我们仍旧肯定家庭福利和日托支出与较高生育率相关。发钱，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生育难题。问题在于，钱只能解释生育成本的一部分。孩子带来的时间压力、照料安排、职业中断和再就业不确定性，同样会进入家庭决策。把福利政策放回就业制度中理解，才更接近这项研究真正提供的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该研究样本为21个全球北方发达国家，不含中国；中国也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类型”，户籍、城乡、托育供给、婚育观念等本土因素均未纳入模型。所有结论均为相关而非因果，不能作因果推断。

Movahed & Parrado (2026),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Fertility Rates, Demography 63(2): 511–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