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西南巨儒”之郑珍

嘉庆十一年（1806），郑珍诞生于遵义西乡一儒医家庭。父文清，精于医道，为人慷慨，助人为乐。母黎氏，是沙滩士人黎安理第三女，知书达理，端庄贤淑。

郑珍幼承庭训，涉猎经史子集，八岁读《毛诗》，十一岁读私塾，十二岁入遵义湘川书院读书，聪敏好学，有“神童”之誉，深得讲席李腾华先生器重。由于家庭拮据，郑珍于次年秋天退学，不久随家移居东乡乐安里（沙滩），与外祖父黎安理家相距不足一里。

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沙滩村

郑珍少小之时，得助于舅父黎恂的教诲及“锄经堂”藏书的孕育。嘉庆二十四年（1819）黎恂奔父丧返里，行前特购书数十箱运回家乡，置于居宅旁的“锄经堂”。郑珍当时十四岁，黎恂见他年纪虽小，但聪慧异常，便“令多读古籍”。郑珍嗜书如命，尽发舅家“藏书数万卷，纵观古今，殚心四部，日过数万言”。在黎恂的指导下，郑珍重点研读程、朱理学，德学得以大进，诗才超逸群伦。

在郑珍早年求学的道路上，莫与俦和程恩泽起着关键作用。郑珍十七岁中秀才，次年入遵义府学，受教于莫与俦教授。郑珍博闻强识，聪颖过人，在良师的教导下，得窥汉学门径。在莫与俦众多的弟子中，郑珍才华出众，是府学生员中的佼佼者。而郑珍得到程恩泽的青睐，则得助于道光五年（1825）的拔贡生考选。按照清制，每十二年考选一次拔贡生，限定府学两名，州、县学各一名，然后保送入京参加会试。拔贡生由提学使（学政）从优秀的生员（秀才）中选拔。时程恩泽任贵州提学使。当程恩泽审阅郑珍的文章时，不禁视为奇才，惊喜之余，选为拔贡。他指导郑珍由文字训诂入手，而后研治经义。郑珍对此深为感服，“益进求诸声音文字之原，与宫室冠服之制”，由此得闻汉学家法，从而为其确立了精研《说文》，博研“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治学方向。

郑珍像

郑珍当拔贡的这一年，二舅黎恺（黎庶昌之父）中举。道光六年（1826），舅甥二人北上京师会考。这次北上，双双文场不利，春闱均未入选。在返乡途中，郑珍得知程恩泽调任湖南学政（亦称提学使），致函招其入幕。行至湖南时，郑珍便与二舅分手，前往长沙。

郑珍随程恩泽视学湘省，足迹遍及各府、州、县，游览了风景名胜，开阔了眼界，结识了不少诗友，写下了不少纪游诗作。郑珍在湘游幕两年有余，无论在文章还是道德上，均深受程恩泽熏染。程恩泽激励郑珍以汉代贵州教育家尹珍为榜样，以教育为职志，传播文化学术。为此，他为郑珍取字为“子尹”，以示勉励。

道光八年（1828）秋，郑珍告别恩师，返黔参加乡试。这年的秋闱，他又以失败告终。科场失意，加大了他对仕途的距离感，从而激发了他研治经术的雄心。这时他突然与恩师莫与俦之子莫友芝邂逅。莫友芝时年十八，才华横溢，识见过人。虽然郑珍长友芝五岁，但他俩情趣相投，一见如故，自此订交。

锄经堂

乡居对一个学者来说，是一个绝好的去处，既可排除尘世的喧嚣，又可杜绝凡俗的干扰；既可愉悦情性，又可潜心治学。为了开阔视野，增长识见，郑珍广搜典籍史册，聚之于书房“巢经巢”中潜心研读。由于家境困窘，他一边耕作，一边读书。郑珍牢记着恩师程恩泽曾告诫他的治学要领，潜心研习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仔细研读汉学大师顾炎武、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王念孙等在文字学方面的专著，又涉猎各家文字学专著，然后比勘、甄别，找出真伪，洞悉诸家得失。与此同时，他对汉隶及六朝行书、草书亦能精识。

道光十四年（1834）夏，郑珍赴贵阳乡试，再度受挫。是年冬，郑珍与二舅黎恺、内弟兆熙北上京都，探望正在京城候职的岳父黎恂。次年正月下旬安抵北京。时程恩泽任礼部侍郎，郑珍借此机会去拜望老师，并希望老师审阅自己的新作《说文新附考》的手稿。当程恩泽阅过手稿，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对郑珍这几年的学术成就评价极高，认为其文字学已具有相当水平，与去世不久的著名学者钮玉树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程恩泽希望学生留在京城，利用该地丰富的藏书，从事汉学研究，并推荐他去大学士王宗诚家当塾师。然而郑珍思家心切，惦念老母妻儿，于是婉言谢绝。临别前，程恩泽告诫郑珍，回乡后还须研读惠世奇、惠栋父子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著作，然后将文字学与经学结合起来，开辟一条新的治学之路。

道光十六年（1836）春，郑珍赴云南平夷，到岳父的县衙当了一年的幕宾。在此期间，他目睹了清朝官吏享乐腐化的行径，看到了矿工们的悲惨生活，从而感慨道：“入城耿耿卧不眠，民生家计愁心随。”郑珍此时期的诗作，目光投向劳苦大众，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官吏的腐败堕落。

从云南返回故乡后，郑珍应聘到遵义启秀书院任讲席。按常规，府城的著名书院的讲席，一般由国家任命的学官担任，而学官大多是进士、举人出身，学养俱佳；或是名宿硕儒，在地方上德学兼具。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学界中，郑珍仅是个拔贡生，按资历显然是不够的，然而他旧学深厚，诗名远播，当一位讲席是绰绰有余的。郑珍登上讲坛后，其才华人格果然赢得了诸生的敬佩，并得到社会贤达的赞誉。

遵义知府平翰佩服郑珍才高学博，认为他是文士中的佼佼者，于是折节下交，并把纂修《遵义府志》的事与他相商。郑珍欣然应命，表示愿尽绵薄之力。在此期间，郑珍根据自乾隆年间遵义地区劳动人民养蚕织绸的宝贵经验，写了一本名曰《樗（chū）茧谱》的书，系统地介绍了放养山蚕、缫丝、织绸的技术流程。

《遵义府志》

是年秋，郑珍赴贵阳乡试，揭榜中了举人。这届乡试的监临（莅临监考的官员）是贵州巡抚贺长龄。贺氏对郑珍考卷所表现的文才非常赏识，特纳为门生，并赠阮元汉学著作一本，以示鼓励。在贺氏的教诲下，郑珍在理学学养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道光十八年（1838）初春，郑珍、莫友芝在北京参加会试。春闱揭晓，双双下第，铩羽而归，郑珍的功名之梦再次破灭。同年八月，遵义知府平翰开设志局，纂修《遵义府志》，聘请郑珍主持其事。郑珍援引莫友芝入佐。为完成这项历史任务，郑、莫二人广搜资料，考核历代文献，精心撰写，历时三年之久，成书四十八卷，共八十余万言。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对《遵义府志》赞誉甚高，把郑、莫与阮元、谢启昆、章学诚、洪亮吉、段玉裁等硕学大儒所纂修的地方志并列，誉其为“天下府志第一”。

道光二十四年（1844），郑珍再度进京会试，由于考试期间身罹重病，在号舍中睡了三天，因此交了白卷，结果又落选了。好在按举人“大挑”成例，凡参加过三次会试的举人，被选为“大挑”二等，以教职铨补，回本省候职调用。次年正月，郑珍携子知同赴古州厅代理儒学训导兼掌榕城书院的教职，再次拾起了教育谋生的职业。

古州厅（今贵州榕江县）地处黔东南，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是一个汉苗杂居的地方。而榕城书院始建于道光十三年（1833），是“改土归流”后汉文化深入“千里苗疆”的产物。

为吸引学生求知的兴趣，扩大他们的视野，郑珍决定首先授以辞赋；继而授之以性理之学（儒家的道德）。由于郑珍知识渊博，讲课精彩，深得学生爱戴，向学之风勃然兴起。不数月，“广文郑老”的大名传至邻县，一些久慕郑珍才识和道德的学生，亦负笈背粮从数百里的地方赶来就学，小小的榕城书院聚集着勤奋的学子，出现“坐则侍立一堂，行则从游塞路”的景象，可见郑珍影响之大。

郑珍在古州任了一任学官，其后时而在镇远、荔波担任教职，时而家居赋闲。在此期间，其于诗文创作上成就极高，被“同光体”诗派（亦名宋诗派）奉为宗主。

郑珍为遵义人民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播雅》的诗集。该诗集共二十四卷，采录了“自明万历辛丑改流（改土归流）至今二百五十年间，凡得二百二十二人，诗二千三百三十八首”，后又增加其友人唐树义一百首诗。是遵义地区不可或缺的文学、历史乃至社会学研究的参考书。

在此期间，郑珍将汉学研究的心得诉诸文字，撰写了《说文大旨》《转注本义》《先秦古书谈》《辑〈论语〉三十七家注》等专著，惜大都未完稿。

咸丰四年（1854），为响应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贵州遵义府桐梓县率先爆发了杨龙喜所领导的“黄号” 起义，战火随之蔓延到各府、州、县。在以后的十年间，为躲避战乱，郑珍举家颠沛流离，在艰难的时世中苦苦挣扎，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然而他并未气馁沮丧，在极其困窘的境况下写成《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及《凫氏为钟图说》《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郑学录》等书。除上述著作外还写了几部书稿：经部有《深衣考》《说隶》；史部有《世系一线图》；子部有《老子注》……

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经体仁阁大学士祁寯（jùn）藻密荐，清廷颁布“上谕”：郑珍、莫友芝等十四人征为知县，分发江苏任用。然而郑珍仕进之念早成死灰，之后莫友芝从曾国藩的安庆大营来函，谈到曾国藩“极思一见我兄”“且属致声相促”之意，盼望老友“轻装指渝，贾舟东下”，早日聚首。此时郑珍已染病卧床，日益加重。

遵义市新蒲新区禹门寺 图源：遵义市文化和旅游局

同治三年（1864）九月十七日夜晚，这位晚清贵州最著名的学者和诗人病逝于禹门山寨，享年五十九。

郑珍一生著作宏富，计有三十余种，生前刊印七种，其子知同得唐炯、张之洞等资助刊行数种；别的亲友、学者刊行数种，共计十八种。其余的书稿和未定书稿因战乱及其他原因均已散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