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2月，贵州遵义城外，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战斗中中弹牺牲，年仅27岁。这个消息传到彭德怀那里时，战事还没有结束。对红三军团而言，失去的并不只是一名参谋长，而是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核心将领。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长期并肩作战。一个善于长途机动作战，一个多次承担硬仗恶战，平江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都留下了两支部队的身影。单从战斗力和历史地位看，红三军团绝非普通部队。
可到了1955年授衔，红一军团系统出了朱德、林彪、陈毅、罗荣桓、聂荣臻五位元帅，以及粟裕、陈赓、谭政、罗瑞卿四位大将；红三军团系统却主要只有彭德怀一位元帅、黄克诚一位大将。差距如此明显，原因不能只看谁当过什么职务，还要看一支部队的人才究竟经历了什么。
红三军团最先遭遇的，是高级干部损失过重。
邓萍是彭德怀早期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伙伴，也是彭德怀参加革命的重要介绍人之一。平江起义后，他担任红五军参谋长；红三军团成立后，又出任参谋长，长期协助彭德怀处理军务。彭德怀对他的能力十分信任，军中许多重大事项，都会听取邓萍意见。
如果邓萍能够活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凭借资历、战绩和长期担任高级指挥职务的经历，进入大将行列并非没有可能。遗憾的是，他在1935年2月红军攻打遵义的战斗中牺牲，过早离开了历史舞台。
黄公略的损失，同样影响深远。他与彭德怀共同发动平江起义，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央苏区时期，黄公略以善于指挥运动战著称，曾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并称“朱毛彭黄”。这个称呼，足以说明他在红军中的地位。
1931年9月，黄公略在赣南作战中牺牲，年仅33岁。若他没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早逝，凭借当时的威望和战绩，完全有机会成为红军高级将领中的重要人物。
牺牲者还不止两人。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来又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皖南事变中，他在突围途中牺牲，年仅35岁。红四师师长洪超于1934年10月长征初期牺牲，红六师师长曹德清也在1935年病逝。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相继消失，使红三军团的人才梯队出现断层。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有些红三军团干部后来走上了地方领导岗位，因此没有参加1955年授衔。
滕代远是其中的代表。红三军团成立时，他担任政治委员，后来还担任过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和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铁道部部长，主要承担国家经济建设和铁路管理工作。按照当时的授衔范围，他自然不再作为现役军人参加评定。
杨尚昆也曾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后来负责过红一方面军政治工作和中央军委的重要事务。建国后，他长期在地方及中央机关工作，同样没有进入1955年的授衔名单。李富春、胡耀邦等人，也有红军时期的军队经历，但后来转向地方和党政工作，人生道路由此发生变化。
刘少奇的情况更特殊。他在红军时期曾负责过红三军团政治工作，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55年评衔讨论中，元帅人选与党政领导职务之间存在明确区分。毛泽东不接受大元帅军衔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没有参加元帅授衔，不能简单理解为资历不足。
叶剑英还曾在邓萍牺牲后，短期兼任红三军团参谋长，但他的主要工作一直与中央军委和方面军指挥体系密切相关，因此不能把他完全视为红三军团成长起来的将领。
授衔看的是整个革命战争时期的综合贡献，却不等于给某一支部队逐一“计算名额”。红一军团之所以将星集中，既因为它保留了较多骨干，也因为许多干部在此后长期担任野战军和军区高级职务。红三军团则在关键年代付出了沉重伤亡，另一部分骨干又转入国家建设和党政工作。
因此，红三军团名额少，并不是战斗地位不高，更不是将领能力逊色，而是战争损失、干部流向和授衔制度共同造成的结果。若黄公略、邓萍、袁国平等人没有过早牺牲，红三军团在1955年的将星名单，或许会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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