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8年，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此。墓碑上的年份是1876年至1962年，旁边刻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这位曾经代表美国出任驻华大使的人，晚年最强烈的愿望，不是回到美国政界，而是希望自己的遗骨能够留在中国。
许多年以前，他与中国的关系，远不只是一个外交官与驻在国之间的关系。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父母是来华传教士。他在中国长大，熟悉中国社会，也能使用流利的汉语。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更像一位长期生活在身边的外国校长，而不是刚刚抵达的美国官员。
1919年，司徒雷登参与创建燕京大学，并担任校长二十多年。燕大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高等学府之一，校园里聚集了不少学者和青年。司徒雷登重视学术，也愿意与中国知识界交往，这使他在社会上积累了较高声望。
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曾受到日方压力。司徒雷登不愿按照日方要求办学，最终被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这个经历很关键：在美国外交系统眼中，他不仅了解中国，也有过与日本当局抗争的经历。
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1945年抗战结束后的中国政局。当时国共双方矛盾尖锐，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来华调停。1945年12月，马歇尔抵达中国，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谈判。双方接触频繁，马歇尔对周恩来的判断力、谈判能力和对中国局势的熟悉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一次谈话中，马歇尔提到美国方面有意考虑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魏德迈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也曾获授青天白日勋章。周恩来担心，如果由这样一位明显偏向国民政府的人担任大使，美国在华政策可能进一步失去平衡。
周恩来没有只谈个人好恶，而是把问题放在中国政治走向上。他对马歇尔说，驻华大使应当理解中国，不能带着强烈的政治偏见，否则不但难以推动联合政府，连停战局面也可能受到冲击。
马歇尔问：“你认为谁更合适？”
周恩来回答：“司徒雷登。”
这次推荐，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周恩来一人决定了美国的任命。美国政府自身也要权衡外交利益，司徒雷登长期在华工作、熟悉中国社会，又拥有教育界声望，确实具备一般外交官难以替代的条件。周恩来的意见，更多是从中国局势出发，指出了一个相对稳妥的人选。
1946年7月11日，美国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那时的中国，表面上仍在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军事冲突不断扩大。司徒雷登虽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却无法摆脱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整体支持。大使个人的判断，终究受制于本国政府的战略选择。
有意思的是，司徒雷登并非没有尝试。他曾接触国共双方，也观察到中国社会力量正在发生变化。但外交官的权限有边界，尤其是在美国政策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他很难凭一己之力扭转中美关系，更不可能替中国各方消除根本矛盾。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机构陆续南迁，不少外国使节也随之离开。司徒雷登没有立即南下，而是留在南京观察局势。他留下，既有等待局面变化的考虑，也有希望与新的中国政权建立接触的意味。
然而，现实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发展。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南京，返回美国。8月18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文章表面写的是这位大使，实质上则是对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所持立场的公开批评。司徒雷登成为一个象征，象征着美国试图在旧秩序与新局势之间寻找落脚点，却最终没有找到合适位置。
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的处境并不轻松。他曾因主张了解中国、对华政策不宜简单化而受到国内政治压力，晚年又患重病。1962年9月19日，他在美国去世，享年86岁。
临终前，他留下希望：骨灰能够安葬在中国。这个愿望因为当时的中美关系长期受阻，直到2008年才得以实现。司徒雷登最终被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没有复杂的头衔，只留下姓名、出生与逝世年份，以及“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这一身份。迷雾散去，留下的仍是一段与中国教育、外交和近代政治交织在一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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