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个游走于权力、人情与金钱之间的特殊群体!
繁华都市,芸芸众生。有人靠脑袋吃饭,有人靠力气谋生,有人靠资本生财,还有一种人,既不经商,也不务工,甚至说不清自己究竟从事何种职业,却终日西装革履,名牌加身,豪车代步,出入高档酒楼会所,推杯换盏,宾朋满座,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
你若问他做什么生意,他或许微微一笑:“帮朋友办点事。”
再问办什么事,他便故作神秘,顾左右而言他。
原来,这世间还有一种特殊的营生,叫作“捞人”。
这是一群都市里游走于权力边缘的掮客。他们没有正式的行业组织,没有营业执照上的专门经营项目,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却有自己的生意经、消息网、人脉圈,以及一套颇为灵验的江湖规矩。
他们以关系为资本,以人情为货币,以权力为商品,以他人的危难和欲望为商机。
有官司的,找他们捞人;想当官的,找他们推人。一个往外捞,一个往上推,倒也形成了一条特殊的生意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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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配图)
一、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这类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社会关系广,熟人特别多。
公安局有他的老同学,检察院有他的老乡,法院有他的老战友,纪委监委有他的亲戚,组织部门有他的故交,某个局长曾与他同桌吃过饭,某位领导曾经与他合影留念。
至于这份关系究竟有多深,只有天晓得。但到了他的嘴里,个个都是过命之交,人人都能说上话。
他们的本事,首先是一张嘴。
张口某书记,闭口某厅长,手机里存着不少官员的号码,相册里留着许多与领导的合影。饭桌上谈笑风生,仿佛半座城市的权力都装在他的通讯录里。
他们的第二个本事,是消息灵通。
某企业家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某生意人涉嫌经济犯罪,某干部被留置,某局长受到调查,消息尚未传开,他们便可能闻风而动,四处打听,寻找委托人。
有人说这是信息优势,有人说这是社会资源。其实,若其中涉及违规获取办案信息、泄露工作秘密,那就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他们的第三个本事,是善于表演。
接到请托,通常不会马上答应,总要先皱眉沉思,告诉对方“这个事情很复杂”、"这个人问题很严重"、“上面盯得紧”、“现在风声很紧”。待委托人满脸焦虑、再三恳求加价,才慢慢吐出一句:“我试试看吧。”
这一句“试试看”,可能就值十万二十万。
他们深谙人心,懂得一个道理:事情越难办,价码越好谈;委托人越着急,收费越有底气。
至于事情办得成办不成,且走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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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捞人的生意,经常做在法律的门槛上
所谓捞人,大体是替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寻找关系,企图影响案件办理结果。
公安机关侦办案件,能不能取保候审?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能不能不起诉?法院审理案件,能不能从轻判决、适用缓刑?纪委监委调查干部,究竟掌握了多少问题,还有没有转换余地?
凡是委托人急于知道、急于改变的事情,都可能成为捞人者的生意。
当然,取保候审、不起诉、从轻处罚和缓刑,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制度与处理方式。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办理,天经地义。律师依法提出辩护意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也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但捞人者经营的往往是另一回事。他们向委托人兜售的是一种特殊的希望:你的案子,在法律之外,还可以找人说话。
据我所知,数年前,曾有一位来自乡下的朋友,凭借两位分别在公安、法院工作的老乡关系,替人奔走过刑事案件。有的案件最终办理了取保候审,有的案件以不起诉告终。据其自述,他从中得到了不菲的报酬。
他究竟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两个老乡是否违规提供帮助?是否发生过利益输送?我没有证据,不敢妄断。
但有一件事情值得深思:依法本可办理的事项,一旦被掮客包装成“关系运作”的成果,便可能成为一笔收费不菲的生意。
倘若花钱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不知道案件原本就符合取保候审或者不起诉条件,便很容易把正常的司法决定归功于某个人的神通广大。
如此一来,法律的功劳记到了关系的账上,制度的公正也成了掮客夸耀的资本。
据一些熟悉此类交易的人介绍,经济案件尤其受到某些捞人者青睐。他们认为,这类案件涉及经营行为、合同关系、资金流向、主观故意、损失认定等复杂问题,争议空间较多,容易向当事人宣称存在“运作余地”。
其实,案件认定复杂,并不意味着执法司法可以随意伸缩。复杂案件更需要证据、程序和专业判断。
然而,在掮客的嘴里,复杂便成了可以活动,争议便成了可以操作,专业判断便成了可以讨价还价。
法律上的疑难问题,到他们那里竟变成了一种商机。
江湖上的神通,到法律面前未必管用。
五、捞人一族何以能在社会上生存?
写到这里,有必要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殊的交易群体?为什么有人敢于兜售权力关系,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花钱购买?我以为,有四层原因。
首先,是公权力运行中仍然存在的寻租空间。凡是掌握审批、执法、司法、干部任免、资源配置等权力的地方,只要裁量过程不够透明,监督制约不够严密,或者某些制度未能有效执行,便可能出现权力变现的机会。公权力属于国家和人民,但掌握具体权力的人是个人。倘若个人能够将公共职权转化为私人恩惠,掮客便有了活动空间。政治学中所谓寻租,正可以解释其中的一部分现象:有人不通过创造财富获得收益,却利用对权力和稀缺资源的影响力,攫取本不应属于自己的利益。掮客所经营的,正是这种影响力的现实价值,或者至少是它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想象价值。
其次,是熟人社会的人情逻辑向公共权力领域的延伸。中国人重乡情、亲情、友情,讲究同学、战友、老乡之间互相照应。这种传统在人际交往中自有温情,也能产生正常的社会互助。但人情一旦越过公共权力的边界,就可能发生变质。过去求人帮忙借一辆车、找一个住处,如今有人竟把这种习惯带进法院、公安局、组织部门,甚至纪委监委。于是,公私边界模糊了。
“认识谁”被一些人看得比“依据什么法律”更重要,“谁打招呼”被认为比“按什么程序办理”更有效。最可怕的是,这种心理还会自我强化。倘若有人通过关系获得了一次便利,便到处传播自己的成功经验。即使事情原本可以依法办成,最后也会被描绘成找关系的功劳。
久而久之,找人办事成了经验,依法办事反而被一些人视为天真。第三,是权力意识不足与制度信任不够坚定。许多人出了事,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而非找律师;遇到行政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托关系,而非依法申请复议;涉及干部晋升,首先想到的是拜访领导,而非做好工作、接受组织考察。
人有了冤屈,可以依法申诉;犯了罪,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想做官,靠德才实绩接受组织选拔。一个社会若能让“捞人”成为无利可图的买卖,让“推人”成为无人相信的神话,让普通人办事无须寻找贵人,那便是法治建设真正值得称道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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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如今还在酒桌上拍着胸脯,声称“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的先生们,恐怕也该认真考虑,换一份正当职业了。毕竟,靠本事吃饭,心里踏实;靠关系捞钱,终究有一天可能连自己也捞不出来。
现在,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威慑力强,当权者行事越来越谨慎,这种利益链正在逐渐被斩断。还有,请托人的认知在提高和口袋里钱越来越少。
都市里的"捞人一族"渐渐没了市场,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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