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徐 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说起长征，人们眼前总会浮现红军在雪山草地间艰难跋涉的画面。其实，科研也像一场长征。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就是一代代学者接续奋斗、一步步走出来的。
从发现被誉为中国科学界“第一枚世界金牌”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到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从揭示地球历史生物多样性规律和生物大灭绝事件机制，到发现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这些成果背后，是几代古生物学者的努力。
今天，古生物学已然成为我国基础科学领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科之一。我有幸参与了这一伟大事业。回顾过去30多年的探索历程，我感到自豪与骄傲。新一代古生物学家展现出的不畏艰难、团结攻关、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就是新一代的长征精神。
古生物学的基础科学数据来自野外。古生物学家需要去野外采集化石和其他地质资料，野外工作也就成为了古生物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老一代古生物学者的影响下，我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参加野外工作，并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开始组织野外科考，非常幸运和同事一起见证了许多化石的发现，一起推动了地球生命历史上一段精彩时期的科学复原。
从2000年开始，我在新疆和内蒙古的戈壁、沙漠地区组织野外科考。在戈壁沙漠地区寻找化石，要闯过大自然设下的重重难关：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常让野外队员体力透支；突发的沙尘暴和降雨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毒蚊虫和野狼更是时时存在的威胁。
野外交通也常常状况百出：汽车陷入沙土和淤泥是家常便饭，刹车管、方向盘被颠断也时有发生，戈壁路况还曾引发翻车事故。
除此之外，精神压力和心理障碍同样需要克服：辛勤付出却收获寥寥，队员难免情绪低落；长时间身处无人区，还可能诱发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异常行为。
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还是通过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了科考任务，找到了许多恐龙和其他动物的化石，为揭示中生代地球生命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这些经历让我愈发体会到，野外科考不仅需要勇气和毅力，更离不开一代代古生物学家薪火相传的艰苦奋斗精神。
我第一次从老一代科学家身上学习到这种精神是在蒙古国南戈壁。那次科考由我国著名恐龙古生物学家董枝明组织。科考队伍中既有年轻的学生，也有像我的研究生导师赵喜进这样的老一代科学家。当时条件有限，戈壁地区需要节约用水，我们常常不洗脸、不刷牙。赵老师年过七旬，也和我们一起白天头顶烈日，徒步于沟壑之间，寻找化石，晚上夜宿小帐篷。他的袜子被汗水浸透，再沾满沙土，可以像靴子一样“站立”在帐篷旁，成为野外一道独特的“风景”。
多年后，我再次从老一代科学家身上感受到了这种精神。2023年4月，我们课题组去广东南雄开展野外工作，希望能助力白垩纪末恐龙大灭绝研究。已经步入鲐背之年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赵资奎也参加了这次野外工作。看着这位90岁的前辈学者在南雄野外的山坡上攀爬、在沟壑里行走，我非常感动。也许这次野外工作并不能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但一同跋山涉水的年轻学者和刚踏入这个领域的青年学生一定会从中受益。这种精神上的“传帮带”，正是我们科研事业薪火相传、经久不衰的法宝。
科研长征，一棒接一棒。我们这一代人既要把接力棒妥妥接过来，也要稳稳传下去。希望更多青年古生物学家走向戈壁、沙漠、高原和山野，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化石里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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