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评分8.5，年度最佳新导演首作之一

《泡泡糖女孩》导演洪玉桔专访：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理解家庭、创伤与自我

新加坡导演洪玉桔的长片首作《泡泡糖女孩》在今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首映便获得青年评委奖。随后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和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节展放映时都获得了普遍关注和好评。自编自导的洪玉桔获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两项提名。拍摄时年仅7岁的主演王宣静不仅获得马来西亚电影金环奖夺得影后，也提名了金马奖最佳新演员提名。

在接受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协会采访时，洪玉桔提到了这部电影与自己成长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对她而言是非常私人的电影。也提到了与儿童演员的合作，与孩子的家长保持紧密的沟通、与孩子建立信任、在表演时给演员发挥的空间、根据演员的节奏修改台词等。

导筒记者Linzhi有幸在导演忙碌的电影节行程中进行了接近一小时的专访。采访时间是记者早上8点，而远在新加坡的洪玉桔导演的半夜11点。提问的人和回答的人都机会在不太清醒的疲劳状态下对话，但这也让谈及的内容更是一种直觉性的脱口而出。

采访中，洪玉桔谈到了电影节上让她感动的观众、对于童年经历的改编选择、最令人深刻的剪发场景的完成细节与电影中对于新加坡社会不同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呈现。这些问题在其他采访中较少呈现，或许也能帮助观众对于《泡泡糖女孩》有更深的理解。

以下是采访实录，不含关键情节剧透（采访以英文进行，请点击“阅读原文”参考英文原文）：

Linzhi（以下简称“记者”）：《泡泡糖女孩》已经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的多个电影节放映，包括香港和上海。你觉得不同地区的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反应有什么不同吗？

洪玉桔：老实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多数观众对电影的接受度都很好，反响也都不错。

但如果你问我哪个地方的观众反应最好，我一定会说上海。

我在上海有一些影迷，ta们为《泡泡糖女孩》制作了周边，然后把这些周边分享给看过电影的人。这已经不只是看一部电影了，而是真的形成了一个影迷群体。

我在微信上还有一个叫“泡泡糖女孩”的群，现在大概有360个人。我们已经快到微信群人数上限了。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还有一些观众看完电影之后来找我，甚至哭了。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什么也没说，只是抱了抱ta们。

那一刻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做对了一件事情。有一个观众哭的时候，我感觉她似乎也以某种方式得到了治愈。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童年告诉过任何人，但她在这个故事里发现了一些和我共同拥有的东西——尽管我们彼此完全不认识，她只是一个陌生人。

所以我很庆幸自己拍了这部电影，也很高兴它能够被别人理解和产生共鸣。

记者：你之前在采访中提到，《泡泡糖女孩》里的很多场景来自你的童年，但其中也有一些事情并没有真的发生过，而是你想象“可能发生过”的事情，或者你想象中的对话。当你把自己的记忆改编成一部长片时，你是如何决定哪些东西必须忠于记忆，哪些东西又可以重新创造的？

洪玉桔：在最初的剧本里，我尽可能地保持真实。我想表达自己，也想让小时候的那个孩子——也就是我内心的小孩——拥有自己的声音，同时也表达我为什么要写这部电影。

最终，我想赋予那个小孩力量，让人们看到孩子应该被父母倾听、看见和爱。

所以我尽可能忠实于自己的记忆，也尽可能还原我小时候的情绪和感受。老实说，那时候没有什么过滤。

但与此同时，我也必须和自己拉开一点距离，重新审视剧本，因为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太过私人。里面的大部分人物都来自我的家庭，或者受到我身边的人启发，所以我试着从双方的角度去看他们，而不是把任何一个人写成单一的、扁平的角色。

我并不是想把父母塑造成反派，而是想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是在给那个小孩一个声音，所以整个故事始终应该建立在她的视角上。

所以当我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切都来自孩子的视角。

而且这部电影最初其实非常黑暗，后来慢慢变得更有希望。因为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得到了治愈，所以我也希望观众能够获得同样的东西。我希望带给他们一些希望。

记者：我觉得，这种对于“儿童视角”的坚持是这部电影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很多关于儿童的电影其实并不真正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即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在讲儿童。有时候你会发现，那其实只是一个成年人想象出来的“孩子会怎么感受”。所以当你写剧本、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是如何避免让成年的自己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一个七岁孩子的视角里？你是怎样真正站在这个孩子的位置上的？

洪玉桔：我觉得这也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当时我觉得，成年人并没有真正试图理解我，也没有给我机会表达自己。他们总是直接告诉我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我希望成年人能够理解，孩子其实非常敏感。即使他们年纪很小，他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成年人周围的情绪。

当然，孩子也不是能够理解一切。有时候ta们之所以误解某些事情，是因为成年人从来没有向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

这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当成年人拒绝他们，或者阻止ta们不停地提问时，ta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觉得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是不健康的，因为ta们会开始想：“是不是我小时候做错了什么？”

所以我试着从孩子的角度去表达这一点。

我想这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对我来说非常私人。我小时候的记忆非常清晰，所以我能够记得很多成年人当时没有给我的东西，也因此能够把这些东西表达在剧本里。

记者：那么在导演层面，你有没有给摄影、美术等部门一些特别的指示，让ta们共同建立这种儿童视角？我注意到，电影里的摄影机经常保持在孩子的视线高度，有时候甚至需要向上看成年人。

洪玉桔：除了大量使用手持摄影，让我们能够很好地捕捉孩子的表情之外，我们也尽量把摄影机放在ta们的视线高度。

因为这是一个孩子的视角，所以摄影机不应该居高临下地俯视ta们。即使ta们看着成年人，摄影机也应该像孩子一样向上看。

我们还使用了4:3的画幅。一方面，1990年代的新加坡电视节目使用的就是4:3；另一方面，它也很适合人物驱动的电影，因为在4:3的画幅里，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孩子的表情。某种程度上，你被迫去关注他们的脸。

这一点是我和摄影指导共同决定的。

在技术层面，我也告诉摄影指导，灯光并不是我的首要任务。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表演。

因为孩子的表演很多时候只有一次机会。第二次拍摄不一定能得到同样的东西，因为孩子会以自己的方式改变表情和动作。ta们不会像成年人一样，把同一件事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所以我希望首先得到ta们的表演。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布置灯光，那我们就直接把重点放在孩子的表演上。拍摄儿童的时候，时间非常重要，因为ta们很快就会疲劳，而且注意力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

记者：你之前谈了很多关于如何为儿童演员创造一个安全环境，比如通过工作坊、和她们一起玩、带她们去麦当劳，从而建立关系。有没有哪些场景是儿童演员的表演出乎你意料，但最后反而成为电影中的一部分？

洪玉桔：和孩子一起工作总是充满惊喜，因为我从来不会具体告诉她们应该怎么做。剧本只是一个指导。

最重要的是，要让场景里的情绪真正出来。这才是关键。

我们会为她们建立一个空间，把所有道具都放进去，然后让她们自由地进入这个空间、自由表演。如果之后有什么东西需要调整或者改变，我会再告诉她们。

我觉得给孩子太多指令反而会让她们困惑。

基本上，我和孩子之间存在一种信任。我让她们自由表达自己。当她们有疑问的时候，她们可以直接过来问我，而且不用害怕提问，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始终有表达自己的自由。

这一点非常重要。

记者：我觉得很多观众最难忘的场景之一就是剪头发。你也谈到过，为了完成这个场景，你和儿童演员之间需要进行大量沟通。她在那场戏里的表演非常惊人。这个表演和你最初想象的一样吗？

洪玉桔：对于最有情绪的场景，你通常无法从一开始就把一切都计划好，因为演员需要时间进入状态。我觉得这其实也适用于成年演员。

通常，我们会把情绪比较强烈的场景放在拍摄后期，或者整个拍摄周期的中段。

对 《泡泡糖女孩》来说，头发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当她知道自己必须剪头发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愿意放弃它。

所以我觉得她当时的情绪非常自然。她知道角色本身也不想失去自己的头发。当我们真的开始剪的时候，她就好像突然放下了。

她也知道剪完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必须对她保持诚实，让她看到自己最终必须剪成的样子。当她看到那个发型之后，她知道自己回学校的时候会非常困难，因为她看起来会像一个男孩。

那不是简单地把女孩子的头发剪短，而是要剪成一个男孩子的发型。

我选择宣静，是因为她非常敏感，而且在她这个年纪来说，她已经非常成熟了。

她也非常容易感受到其他人的情绪。所以在那个场景里，当奶奶责骂她，而她又必须剪掉头发的时候，她知道这种发型是自己不想要的。但是最后她还是必须听奶奶的话，因为她不想让奶奶难过。

所以我们真正进入了那种情绪：一个人被迫去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感觉。

宣静自己成长在一个母亲非常尊重她的家庭里。她的妈妈每次在她要做什么事情之前，都会征求她的意见。所以在电影里，当 Ah Girl （主角名）被迫剪掉头发的时候，她完全能够理解那种感觉。

她表达这种情绪一点都不困难。第一条就完成得非常好。

记者：电影里有很多时刻本来可以走向更强烈的冲突或者更戏剧化的处理，但你一次又一次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为什么你会刻意避免把故事推向更加传统的戏剧高潮？

洪玉桔：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一直相信生活本身就是有起有落的。当你遇到困难或者处于艰难的处境时，你的生命中总会有人来鼓励你。同时，也会有其他好的事情在发生。

这其实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活。我不认为生活应该永远是戏剧化的，也不认为它应该总是被呈现成非常黑暗的东西。

而且我也不希望把孩子当成制造戏剧性的工具。

第二个原因是，孩子可能这一刻非常难过，但下一刻又会非常开心。ta们毕竟是孩子，ta们的情绪相对简单。

ta们可以上一秒还很开心，下一秒就突然难过。我觉得这才比较接近孩子真实的状态。

所以我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拍摄这部电影，因为它本来就是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的。

记者：你曾经说过，《泡泡糖女孩》的创作本身就是你自我治愈的一部分，同时你也把 Ah Girl 的成长描述成一种治愈。你刚才说，故事最开始其实非常黑暗，但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更加有希望。所以我很好奇，你自己的治愈经历和主角的治愈到底是什么关系？当你写这个孩子的时候，她是否已经在经历这样的治愈？还是说，只有当你成年以后回望自己的童年，你才开始理解她的经历其实是一种 治愈？换句话说，你认为这种治愈是一个孩子在她这个年龄就可以经历的，还是只有成年人重新理解童年之后才能发生？

洪玉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问题。

对于电影里的 Ah Girl 来说，她总是在选择照顾别人的需求，而不是自己的需求。

而成年人从来没有真正照顾她的感受。他们其实不知道怎样去爱她，也不知道怎样给予一个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在讲 self-love，也就是自爱。

她想要的只是有人爱她，所以她才会为别人做那么多事情。但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提醒：要记得爱自己。

如果我知道怎样爱自己，我就会知道怎样去爱身边那些关心我的人。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电影里的父母并不是不想爱自己的孩子。他们只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这其实回到了代际创伤。那些父母自己也没有被他们的父母好好爱过，所以他们不知道怎样去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 Ah Girl 的存在，就是为了打破这个代际循环。

如果 Ah Girl 选择爱自己，那么她就会知道怎样去爱别人。

记者：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海的观众会有那么强烈的情绪反应。对很多中国或者东亚家庭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似乎非常容易产生共鸣。

洪玉桔：是的。

记者：这也让我想到近几年新加坡电影中出现的一种有趣趋势：通过重新回到童年或者青春期，来处理家庭创伤和社会规训。比如去年有一部新加坡电影《核》，也谈到了青春期中的家庭创伤和各种限制；一些更商业化的电影，比如《好孩子》，同样在讨论家庭关系和创伤。你会不会把自己看作当代新加坡电影中一种更大的对话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导演重新回到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讨论家庭创伤，以及人在学校制度和更广泛的社会规训之下所感受到的限制？

洪玉桔：老实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觉得，成长在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里，会有很多没有被说出来的情绪。

而我觉得，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

记者：电影的英文片名是《Ah Girl》，而中文片名《泡泡糖女孩》直接指向新加坡的禁泡泡糖政策。泡泡糖在电影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我觉得它代表的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限制，也代表学校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策所施加的限制。为什么你会选择泡泡糖作为这么重要的叙事元素，甚至把它放进中文片名里？

洪玉桔：1990年代，新加坡实际上禁止口香糖，而且现在仍然禁止。我觉得在电影里放入泡泡糖非常合适，因为它能够让人联想到那个时代。

其次，泡泡糖也是我用来描述 Ah Girl 性格的一种隐喻。

电影里的 Ah Girl 非常有韧性。就像泡泡糖一样，即使她的家庭已经破裂，她还是会努力适应。她在学校卖泡泡糖赚钱，试图帮助家庭度过经济上的困难。

你嚼泡泡糖，然后吹出一个泡泡，泡泡最后会破掉，然后你可以重新开始。

所以 Ah Girl 就是这样一个可以不断尝试的人。

就像生活一样，没关系，你永远可以重新开始。

我真的觉得泡泡糖是电影里一个非常有趣的隐喻。无论是 Ah Girl 的性格，还是电影本身，它都承载着一个更大的信息。

记者：语言在电影里同样非常重要，也和主角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尤其是她的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之间的关系。在新加坡的语境里，不同语言之间还存在一种 权力等级——英语、普通话，以及粤语、客家话等方言所处的社会位置并不相同。你是如何通过语言来构建主角的身份的？它又怎样影响了你自己小时候的身份认同？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社会，但这些语言在这种 权力等级中显然并不处于同一个位置。

洪玉桔：不同的语言体现了新加坡不同的文化。新加坡由四个不同的族群组成，而政府希望大家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也就是英语，这样我们才能彼此交流。

新加坡有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亚裔。所以英语非常重要，因为它让大家能够沟通，也能够避免误解。

在学校里，我们也会接受关于种族和谐的教育，这也是新加坡政府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

但在家里，因为 Ah Girl 和她的祖母生活在一起，又存在另外一个语言世界。

在她祖母那个年代，人们经常使用方言。她的祖母会对成年人说方言，但对孩子则说普通话，因为年轻一代已经不太会说方言了。即使他们能够听懂，他们日常还是更多使用普通话。

所以你可以在新加坡看到很多不同的语言，这也是新加坡非常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把这一点放进电影里，也希望通过它展现新加坡人的身份。

记者：你觉得这些不同的语言也构成了你自己的身份吗？因为在电影里，主角一开始其实会抗拒一个由英语所定义的身份，比如那个英文名字。

洪玉桔：名字很重要，因为我们会说好几种语言。我们有英语，也有自己的母语，对 Ah Girl 来说就是中文。

我不希望造成任何误解。但她的英文名字实际上是母亲给她的，而中文名字是祖母给她的。

因为 Ah Girl 并没有经常和母亲一起生活，所以她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英文名字。

直到她上小学的第一天，她才发现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在家里，人们叫她 Ah Girl。所以她在不同的地方会被叫不同的名字。

有时候她会感到困惑：为什么成年人会如此坚持，一定要用某一个特定的名字叫她？

但归根结底，她就是她自己。

我想表达的是，她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她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无论别人叫她 Ah Girl、Swee Swee，还是 Yingling，她都还是她自己。

她不应该因为别人用另一个名字称呼她，就失去自己。

采访/撰稿/翻译：Linzhi

眼之愉悦、Will Zang对采访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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