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汉塞官吏“工资条”曝光：薪酬无“秘密”全程公开，俸禄全部以粮食形式发放

如果说今天的打工人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那张每月发一次的工资条肯定能排进前三。多少人为了那几个数字纠结、算计、调侃，甚至拿来当段子写在社交平台上。但很少有人会想到，两千年前，咱们祖先的“工资条”不但真实存在，而且还是刻在木头上的，内容清清楚楚，连发多少“粮”都写明白——而且，这一切是公开的，不像现在，谁挣多少很多时候都是“职场机密”。

这块看上去其貌不扬的木简，如今静静躺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展柜里，被称作国宝级文物。它有个相当“程序员风”的名字：《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例》。别被这个拗口的名字吓到，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份东汉早期边塞军政官员的“工资发放通知”。更准确一点，是一份按月发粮的俸禄标准文件。

事情得从公元27年说起。那一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后的第三年，年号“建武”。整个国家刚刚经历从新朝到东汉的剧烈动荡，战乱没完全平息，财政也挺紧张。这个时候，在中国西北的河西走廊，一位叫窦融的人，悄悄做了一件非常“现实主义”的事——他给手下官吏重新规定了“工资”，并且直接用粮食来发。这件事，被完整地记录在10枚木简上，一共200字，在黄沙边塞埋藏了近两千年，直到现代考古发掘才重见天日。

你可能会问：发工资，用粮食不是很正常吗？在古代不都是以粮为本？其实没那么简单。这块木简背后牵出来的，是两汉之交那段极为特殊的社会环境：政权更替、边塞战事、财政吃紧、制度调整……它不是普通的俸禄文书，而是一次特殊时期的“应急操作”，有点类似今天企业在经济寒冬中临时调整薪酬结构，只不过当年调的是“以粮抵俸”，而不是绩效奖金。

先把这件事真正捋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说明了什么。

这份《居延都尉吏奉例》，出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附近的甲渠候官遗址——也就是今天大家熟悉的“居延遗址群”之一。居延在汉代是非常重要的边塞防御区，属于张掖郡的边地，都尉驻扎在这里，负责军事、戍边、屯田等事务，职权不小。

这10枚木简，每简长22.8厘米，前两简宽2.5厘米，其余8简宽1.4厘米。别看体积不大，信息量却很足。开头一段核心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建武三年四月……领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融移张掖居延都尉，今为都尉以下奉各如差，司马千人候仓长丞塞尉职闲，都尉以便宜财予，从史田吏如律令……”

翻成今天大白话就是：建武三年四月某日，统领河西五郡的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窦融，把一道奉谷令下达给居延都尉，规定都尉以下各级官吏的粮食俸禄标准。对于一些职位闲置或者有调整的官职，允许都尉根据当时财力和仓储情况灵活处理，但总的原则要“如律令”，也就是合乎法律规定。

这一点很关键。它说明这不是某一个人随口拍的决定，而是带有法律效力、可以执行的正式文件，相当于今天有编号、有章程的薪酬制度文件。第一枚简是窦融幕府制定的“奉谷令”，第二枚简是具体负责居延事务的都尉旷和丞崇在六月十七日发出的执行文件，明确地把上级下发的政策落实到地方官吏身上。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这样一份看上去很“不寻常”的俸禄文件呢？

得回到那个大背景。

汉承秦制，官职和俸禄的设计基本沿用了秦代的模式，用粮食重量来代表官员的“秩级”。秩多高，吃的粮就多少，当然，不是真把粮端到嘴边，而是以粮食计俸，这个“石”“斛”就是一个标准单位。

中央三公这种最高级别的官，秩叫“万石”，九卿多是二千石。从中央往地方看，郡守秩二千石，下面有丞和长史，秩六百石。郡下还有郡尉，负责军事武备，汉景帝时改称都尉，秩比二千石，也就是在等级上和郡守差不多，有都尉丞，秩六百石。

按史书记载，比二千石的官员，在正常情况下每月应该有一百斛的俸禄，这是制度上的标准，就像今天某级别的公务员对应固定工资一样。但《居延都尉吏奉例》这块简，却给出了一个看起来有点“缩水”的数字：居延都尉每月奉谷只有六十石，即六十斛。这个数，明显低于文献记载中的标准。

不仅如此，简中还规定了郡丞、县令、县丞、尉，以及城司马、千人、候、仓长、丞、塞尉等各级官吏的月奉谷数额。整体的俸谷水平是往下压的，不单是高官，下面的一整套系统，全都对应调低。这就不像是偶发事件了，而是带着明显的“非常时期”色彩。

两汉之交，战乱频发，这是史书和考古共同给出的结论。王莽改制失败之后，天下群雄并起，光武帝刘秀打天下也是一步步硬拼出来的。到了建武初年，东汉政权总体稳定，但很多边地还在整顿中，河西走廊尤其敏感——这里是通西域的要道，是屯田、戍边的前线，也是各方势力都很看重的战略区域。

窦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

窦融原本是王莽新朝的凉州属国都尉，算是边地老资格官员。他对河西的地理、人情、军政状况非常熟悉。东汉建立过程中，他选择了站在刘秀这边，但他的统治方式有点特别——不像其他人那样完全打烂重建，而是尽量保留原有的基本秩序，再慢慢调整。这种做法，使得河西地区在大动荡中反而比较稳定。

在这种条件下，窦融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吃饭问题”。这里的“吃饭”不是说普通百姓的温饱，而是更直接的：边塞官吏、士兵、戍卒、屯田者，如何领到自己的那份报酬，才能继续稳定地干活、守边、驻军。

所以，他制定了一套“奉谷令”，用粮食来发俸禄，表面看是制度安排，深层其实是一种妥协与应对：既要保证俸禄不至于拖欠，让队伍有稳定的心理预期，又要在财政紧张的条件下，不至于把仓储掏空。这就是“以粮抵俸”的现实逻辑所在。

从简文细节可以看出，窦融并不是简单粗暴地“一刀切”，而是留了很多回旋余地。

比如简中说到，“司马千人候仓长丞塞尉职闲，都尉以便宜财予”。什么意思？就是对于某些官职暂时空缺或者职责变化的岗位，允许都尉按照具体情况来发放，灵活处理，不一定完全照抄标准。这里的“便宜财予”，其实就是给地方首长一个授权——你看仓库里有多少粮，有没有其他财物，自己拿捏着发，但总不能完全不发。

这在今天看，非常像是在经济压力下的“弹性薪酬制度”。比如有单位会根据年度财政情况调整津贴、补贴，甚至暂时降低某些福利，但原则上不会彻底取消，免得人心浮动。窦融做的是同样的事，只不过载体换成了“谷”，工具是木简而已。

同时，《居延都尉吏奉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生活层面信息：当时河西走廊的主要粮食作物是什么。

韩华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从简文和同时期遗址出土的实物判断，那个时候甘肃一带的主粮是小米、粟米为主。这点其实很好理解，黄土高原、西北干旱地区适合种耐旱杂粮，小米、粟米就是其中的典型。于是，以粮抵俸，实际发到官吏手上的，很可能就是一袋袋的小米、粟米。吃也好，存也好，甚至用来交换其他东西也行。

所以，这种看似古老的“工资条”，其实直接连着一线边塞官员的锅碗瓢盆、米袋粮囤，是他们生活最关键的一根线。

把这些背景铺开后，咱们再顺着这块木简的逻辑往下看，看看这个故事在当时的河西走廊，究竟掀起了什么波澜。

第一层，制度上的落实。从窦融幕府到居延都尉，再到官吏个人，这条链条很清楚：上级制定“奉谷令”，地方都尉和丞负责具体下发文件，明确俸谷数额。这个过程很标准，体现出东汉中央与地方在边地政务上的衔接，说明即便在战乱之后，国家机器已经在努力恢复运转。

第二层，现实上的调整。从简文中可以推想，居延都尉这个职务，虽然秩比二千石，但实际俸谷偏低，只有六十斛。按史书记载，正常标准是每月一百斛，也就是说，居延都尉的“工资”打了六折。这不是小数目，等于正式承认：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俸禄做不到原来书面上的水平了，只能往下调。

往下看，县令、县丞、尉，以及城司马、千人、候、仓长、丞、塞尉等官吏的工资，也相应有所下降。具体数字简中有列，只是今天很多学者是通过释文和其他简牍推算出的。总之，这是一整套“集体降薪”方案。

第三层，心理上的平衡。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今天老板突然发通知要降薪，员工的反应会如何？肯定不会太高兴，甚至会引发不稳定。但在古代，官吏、士兵的俸禄，既是收入，也是身份象征，降俸意味着地位和生活品质都承压，那怎么让大家接受？

窦融在这里用了一个相对聪明的办法：发的是粮，不是钱。粮食在那个时代，本身就是最刚性的财富形式。拿到手的是实物，摸得着看得见，心理上比拿到某种抽象的“币”更踏实。即便数量少一点，至少吃饭不会断。这比拖欠俸禄、发空头支票要实际得多，也更易被人接受。

更何况，当时国家刚从战乱中走出来，大家对“稳定”的渴望非常强烈。在这种氛围下，窦融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可执行的俸谷标准，比那种靠关系、靠贿赂、靠临时施舍的乱象要好太多。他是用制度来换取信任，用相对公平的分配规则来维持边塞秩序。

第四层，实际运作上的弹性。前面提到“便宜财予”，其实就是窦融把部分决策权下放给都尉。这种做法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僵化，也让地方有空间根据仓库的实际情况做些微调。比如某段时间粮食紧张，可以降低个别岗位的俸谷；稍宽裕了，再适当补发或调高。这种灵活性，是危机时期维持系统运作的关键。

从故事的发展过程看，这块木简记录的并不是一个一时兴起的决定，而是一个在大背景下反复权衡之后的结果——既要让队伍能活得下去，又要让国家财政不至于崩盘，还要给法律一个说得过去的形式。这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现实主义”。

这份“工资条”，最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

先说当时的直接影响。

对于居延都尉府及其下属官吏来说，最直观的结果是：他们知道自己每个月能领多少粮，心里有数。不再是“看仓库脸色”，而是有一个写在木简上的标准。这种明确性，本身就能降低焦虑，增强对政权的预期。

居延这种地方，地处边塞，环境恶劣，风沙大，水源有限，生活条件远不如内地。如果连俸禄都没有保障，很难指望官吏和军士主动去戍边。窦融的这套“奉谷令”，在本质上就是用粮食俸禄来绑定这些人的忠诚和驻守稳定。在战乱刚过的年代，这个比豪言壮语实在多了。

再往大一点看，河西走廊在东汉早期保持相对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平衡：中央承认窦融对河西的管理权，窦融则在制度和财政上尽量向中央靠拢，不搞“割据王国”。《居延都尉吏奉例》就是这种“向中央制度看齐”的一个缩影——俸谷制度沿用汉制，只是在执行上做了调整。

时间长一点的影响就更有趣了。

这块木简是所有研究两汉交替时期河西边塞财政状况的重要一手资料之一。之前我们了解那段时期的俸禄制度，更多是从史书、条例看，是“纸面上的东西”。但纸面和现实之间往往有差距，尤其在危机时刻，更容易出现“实发不符”。《居延都尉吏奉例》把这个差距真真实实地呈现出来：书面是月百斛，边塞执行是六十斛，这是一个清晰的现实成功例证。

对于研究者来说，这块简等于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在制度与现实之间，人是怎样做选择的，政权是如何调整的。它证明了两汉之交的财政不是简单地“按制度走”，而是在战乱、经济压力、边地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以粮为核心的“应急俸禄体系”。

另一个长期影响，是对俸禄与粮食关系的认识。

古代官员的俸禄，一般由“俸钱”和“俸粮”构成，钱可以用来消费，粮可以用来吃和周转。但在某些特殊时期，粮的角色会被极度放大，甚至成为唯一主角——这就是“以粮抵俸”。《居延都尉吏奉例》正代表了这种状态。

我们今天讨论收入结构、讨论实物福利，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往往停留在现代经济学框架里。但如果往历史深处看，会发现实物发放、用基本生活物资抵工资，并不是个新鲜事，而是一种在危机或转型时期经常被使用的工具。只不过古人用的是谷，现代有时候用的是住房、股权、补贴。

从文化层面看，这块木简也折射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国家如何在边缘地区维持秩序。

河西走廊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要冲，兵家必争。要让这条通路不至于崩溃，要让边塞防线不至于塌陷，仅靠军事威慑是不够的，还得让守边的人有稳定的生活预期。这是每一个时代都无法绕开的问题。

窦融通过“奉谷令”向居延官吏传达了一个信号：虽然时代动荡，制度在调整，但你们的俸禄不会完全被忘记。是会减少，也确实减少了，但还是会发，会有标准，会按律令来执行。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妥协，也可以说这是现实性的统治智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中，尽量让更多人有最低的保障，从而换取最大的稳定。

这块木简被挖出来之后，静静躺在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每天很多人会在展柜前驻足，读那行略显拙朴的汉字，听讲解员讲着两汉之交、窦融、居延都尉这些故事。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它可能只是一件“很古老”的文物，一段“有点遥远”的故事。但如果你细想一层，其实会发现，它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并不那么远。

现在的人每月拿到工资条，看到数字会有喜有忧；古人每月领到俸谷，看到石数也一样有感受。薪俸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制度条文，而是人生活最直接的抓手，是一个政权是否可靠的具体表现。

两千年前，窦融在河西走廊用小米和粟米撑起了边塞官吏的生活，把那段动荡时期的俸禄制度刻在木简上，留给了后人一个非常扎实的样本。两千年后，我们在玻璃展柜前看着这块简，不只是知道了居延都尉月领六十斛，或者某个司马、候、仓长的具体“薪水”，更能看到在一个大变局时代，制度如何为现实让路，人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国家如何用粮食维持边塞的安稳。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朴素，却有股具体的重量感。它提醒我们，很多宏大的历史，其实都是从一袋袋粮、一枚枚木简、一个个官吏的俸禄开始写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