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悦｜对话杨清默教授：从DB05研究循证突破到新适应证获批，T-DXd推动辅助强化治疗再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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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与术后适应症相继获批，T-DXd拓展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治疗新格局。

HER2阳性乳腺癌侵袭性强，新辅助治疗是Ⅱ至Ⅲ期等早期高危乳腺癌患者的重要治疗策略。对这部分患者而言，争取治愈是治疗的核心目标，而新辅助治疗后是否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是评估远期预后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达到pCR者的长期预后明显优于存在残留病灶者[1]；尽管以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为基础的双靶新辅助治疗已提高pCR率，但仍有相当比例患者在术后存在残留浸润性病灶（non-pCR），复发风险仍不容忽视[2,3]。

KATHERINE研究奠定了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在这类患者中强化辅助治疗的标准地位[4]。然而，对于初诊不可手术、新辅助治疗后淋巴结仍阳性等高危患者，尤其是脑转移等远处复发事件仍对患者长期预后构成挑战，亟需进一步提升疾病控制水平。作为全球首个在辅助强化阶段头对头挑战T-DM1的Ⅲ期研究，DESTINY-Breast05（DB05）研究聚焦高复发风险non-pCR患者，取得了突破性疗效进展。研究显示，德曲妥珠单抗（T-DXd）较T-DM1显著降低浸润性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53%，3年无浸润性疾病生存（iDFS）率达92.4%[5]。

2026年9月29日，T-DXd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用于接受了紫杉烷类联合曲妥珠单抗为基础的新辅助治疗后仍残存侵袭性病灶的HER2阳性早期成人乳腺癌患者的辅助治疗，使这一关键循证成果进一步走向中国临床实践。

为此，医学界肿瘤频道特邀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杨清默教授，围绕DB05研究的核心结果、获益人群、安全性及T-DXd在术前术后不同阶段的治疗价值展开深入解读，为临床精准决策提供参考。

图1 NMPA官网获批截图

疗效破局，获批启新：DB05研究开拓高危non-pCR强化辅助治疗新路径

Q1：KATHERINE研究确立了T-DM1用于non-pCR人群的强化辅助治疗标准地位，但仍存在未满足的临床需求。结合近期NMPA正式批准T-DXd用于该适应证，能否请您解读一下DB05研究的关键数据及适应证获批的里程碑意义？

杨清默教授：

早期乳腺癌的首要治疗目标是治愈，HER2阳性与三阴性等高危亚型尤其如此。对于早期高危患者，通过新辅助治疗实现肿瘤降期，提高保乳机会，并为后续治疗决策提供依据，已成为重要治疗策略。既往NeoSphere、neoCARHP等研究显示，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新辅助治疗的pCR率为45.8%~65.9%[2,3]，仍有约一半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后non-pCR。此类患者侵袭性相对更强，预后更差，临床亟需更优的强化辅助治疗方案，以进一步改善预后。

KATHERINE研究确立了T-DM1在non-pCR人群中的辅助强化治疗地位，T-DM1组3年iDFS率为88.4%[4]，7年iDFS率降至80.8%[6]，提示随访至7年时，仍有近20%的患者发生浸润性疾病复发或死亡事件。尤其对于新辅助治疗后淋巴结阳性、初诊不可手术等高危患者，仍存在进一步改善预后的需求；中枢神经系统（CNS）复发风险也未得到充分控制。

DB05研究正是针对这一未满足需求而设计。作为全球首个在该治疗阶段头对头成功挑战T-DM1的Ⅲ期研究，DB05研究证实T-DXd较T-DM1可将浸润性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显著降低53%[5]，T-DXd组3年iDFS率达92.4%，较T-DM1组的83.7%实现近9个百分点的绝对获益提升，突破了既往辅助强化治疗的疗效天花板。同期公布的关键次要终点无病生存期（DFS）及其他次要终点无远处复发间期（DRFI）数据也呈现出一致的获益趋势，3年DFS率为92.3% vs 83.5%，3年DRFI率为93.9% vs 86.1%[4]，进一步夯实了T-DXd强化辅助治疗的循证基础。

图2 DB05研究主要终点3年iDFS

基于DB05研究结果，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已将T-DXd单药列为高复发风险患者辅助治疗的首选方案（1类证据）[7]，2026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亦新增T-DXd作为non-pCR人群的Ⅱ级推荐（1B）[8]。2026年9月29日，T-DXd用于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后存在残留浸润性病灶患者的强化辅助治疗适应证正式获NMPA批准，意味着DB05研究的循证证据真正落地我国临床实践，推动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迈向新的篇章。

高危画像，获益有据：DB05研究勾勒强化辅助治疗获益图谱

Q2：DB05研究聚焦新辅助治疗后仍存在残余浸润性病灶的高危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与KATHERINE研究相比，DB05研究的入组人群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基线特征？结合不同高危亚组、既往新辅助方案及CNS复发相关结果，您认为哪些患者有望从T-DXd强化辅助治疗中获得更大获益？

杨清默教授：

DB05研究与KATHERINE研究针对的均是non-pCR人群，但入组标准存在差异。DB05研究较KATHERINE研究更聚焦高危特征：包括新辅助治疗前不可手术（如cT4或N2–3）的患者，以及新辅助治疗前可手术但术后仍存在腋窝淋巴结转移的患者。约52%的患者在新辅助治疗前不可手术、约80%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后淋巴结阳性[5]，且相当比例的患者接受过曲帕双靶新辅助治疗，人群特征更贴近真实世界中复发风险较高、治疗需求迫切的患者。

从研究数据来看，这部分复发风险较高的患者，其获益提升往往也更为明显。对于高龄（≥65岁）、新辅助治疗前不可手术以及新辅助治疗后淋巴结阳性的患者，获益提升突出：在DB05研究中，T-DXd组的3年iDFS率均超过90%，较T-DM1组提升约10个百分点，其中初诊不可手术患者为92.0% vs 79.4%，新辅助治疗后淋巴结阳性患者为92.5% vs 82.5%[5]。这提示，既往标准治疗下获益空间较为有限的高危患者，有望从T-DXd强化辅助治疗中进一步获益。

除基线特征外，治疗策略也与获益幅度相关。在双靶新辅助治疗方面，DB05研究中，接受曲帕双靶新辅助治疗的患者占比超过40%，T-DXd较T-DM1的3年iDFS率由85.2%提升至93.6%，绝对值提升8.4%。在辅助放疗方面，DB05研究纳入的同步或序贯放疗患者占比超过90%，T-DXd联合放疗较T-DM1联合放疗同样呈现出更优的3年iDFS趋势，绝对值提升约10%（序贯放疗93.8% vs 83.2%）。且无论既往采用含蒽环还是含铂的新辅助方案，T-DXd较T-DM1均获得一致的iDFS获益（90.6% vs 80.3%、93.9% vs 87.3%）[5]，提示在不同化疗背景及需接受辅助放疗的患者中，T-DXd强化辅助治疗同样能够带来较为稳定的获益。

图3 DB05研究高危亚组的3年iDFS

此外，CNS复发也是临床关注的重点。相较于T-DM1等既往抗体偶联药物（ADC）颅内药物递送受限，T-DXd展现出更具潜力的颅内抗肿瘤活性[9]。DB05研究显示，T-DXd组CNS远处复发比例为2.1%，低于T-DM1组的3.2%；3年无脑转移生存（BMFI）率为97.6% vs 95.8%[5]，在脑转移风险控制上呈现出积极趋势，为高危患者的CNS复发防控提供了新的依据。

总体而言，在不同高危亚组中，高龄、新辅助治疗前不可手术以及新辅助治疗后淋巴结阳性的患者获益提升相对更为突出；既往新辅助方案方面，接受曲帕双靶新辅助治疗以及辅助阶段放疗的患者，其获益也得到进一步提升；CNS复发结果显示，T-DXd在脑转移风险控制上同样呈现出积极趋势。因此，对于具有上述高危特征的新辅助治疗后non-pCR患者，T-DXd强化辅助治疗有望带来更大的获益。

安全性循证再深化：从血小板毒性减负到ILD规范管理

Q3：2026年ASCO大会上，DB05研究还公布了次要安全性分析数据，为T-DXd在高危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规范应用提供了更多依据。结合这些前沿循证医学证据，您如何评价T-DXd的整体安全性，以及在同步或序贯辅助放疗人群中的应用价值？临床应如何做好全程管理，帮助患者充分获得治疗获益？

杨清默教授：

DB05研究不仅在疗效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也积累了较为充分的安全性证据。T-DXd的整体安全性特征与既往认识一致，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经独立判定的药物相关间质性肺病（ILD）发生率为9.6%，多数为1～2级，≥3级发生率为1.1%[5]，为T-DXd在强化辅助治疗阶段的规范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在风险-获益平衡方面，与T-DM1相比，T-DXd在血小板减少和肝毒性方面展现出一定的安全性优势：T-DXd组血小板降低的发生率明显更低（21.2% vs 49.8%），肝毒性相关不良事件亦有所减少，其中AST升高发生率为25.6% vs 50.2%、ALT升高发生率为23.7% vs 45.3%[5]。值得关注的是，T-DM1相关血小板减少在东亚尤其中国患者的临床管理中备受关注，其发生及严重程度可能更为突出。而T-DXd在降低血小板减少发生率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临床价值，有望成为这部分患者重要的辅助治疗选择。此外，恶心、呕吐、便秘、中性粒细胞减少等常见不良反应，目前已有较为成熟的支持治疗手段，通过积极预防和规范管理，整体安全性可控。

图4 DB05研究两组TEAEs发生情况

2026年ASCO公布的DB05研究次要安全性分析进一步为T-DXd的肺部安全性评估及临床管理提供了循证证据。研究显示，经判定的药物相关ILD及研究者报告的放射性肺炎（RP）总体以低级别事件为主，多数ILD事件经规范管理后得到恢复或改善；在T-DXd组发生ILD和RP的患者中，截至数据截止时，分别有77.9%和54.2%已恢复或正在恢复[10]。此外，ILD发生情况与地区、基线肾功能等因素存在一定关联，为临床开展治疗前风险评估及治疗期间的规范化监测提供了进一步参考。

对于临床较为关注的辅助放疗，DB05研究中同步和序贯放疗患者的ILD发生率分别为9.6%和10.7%，未观察到明显的放疗时序相关差异，RP事件主要为低级别[10]，相关结果支持了T-DXd在辅助放疗背景下应用的临床可行性，为临床合理衔接辅助放疗与强化辅助治疗、优化高危患者的全程治疗策略提供了更充分的循证依据。

图5 患者的首次ILD事件发生率与第二次ILD/RP事件发生率

在实际应用中，规范化管理有助于将研究获益更好地转化为患者获益。治疗前可结合病史、胸部影像和肾功能做好基线评估，治疗期间加强症状随访及必要的影像学监测；如出现疑似ILD，应及时暂停用药、明确诊断并按分级规范处理；对于接受辅助放疗的患者，还应关注RP的发生，结合影像学表现开展鉴别诊断及针对性管理。同时，重视恶心、呕吐、中性粒细胞减少等常见不良反应的预防和管理，并做好患者宣教及多学科协作，有助于提升治疗依从性与生活质量，让更多患者在安全、规范的管理下完成辅助治疗。

术前降期，术后降险：双重循证拓展围术期治疗新路径

Q4：2026年3月，基于DESTINY-Breast11（DB11）研究，T-DXd序贯THP的新辅助治疗方案在中国获批；9月，基于DB05研究，T-DXd用于新辅助治疗后仍有残留浸润性病灶患者的辅助治疗适应证也正式落地。您如何看待T-DXd在早期乳腺癌术前、术后关键治疗阶段的循证拓展，对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治疗决策与全程管理的深远意义？未来还值得开展哪些探索？

杨清默教授：

今年3月，基于DB11研究，T-DXd序贯紫杉醇、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THP）方案在中国获批用于HER2阳性Ⅱ期（高危）或Ⅲ期成人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DB11研究显示，该方案的pCR率为67.3%，高于剂量密集多柔比星联合环磷酰胺序贯THP（ddAC-THP）组的56.3%[11]，为高危患者术前新辅助治疗带来新的方案选择。今年9月，基于DB05研究，T-DXd进一步获批用于接受以紫杉烷类联合曲妥珠单抗为基础的新辅助治疗后仍残存侵袭性病灶的HER2阳性早期成人乳腺癌患者的辅助治疗。两项研究分别在新辅助及辅助治疗阶段取得进展，并在研究结果首次公布后不到一年迅速在我国获批，不仅体现了ADC不断向早期乳腺癌治愈性治疗拓展的趋势，也彰显了其在乳腺癌领域的深远布局。

从临床意义看，DB11研究着眼于术前提高pCR率、为后续治疗创造更有利的条件，DB05研究则聚焦新辅助治疗后仍有残留病灶的高危患者，通过进一步强化辅助治疗降低复发风险。两项适应证从不同治疗阶段回应了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的关键临床需求，也推动治疗思路由单一阶段的方案选择，走向依据初始分期、治疗反应及术后病理结果开展全程风险分层与精准决策。这意味着，符合相应适应证的患者不仅可在新辅助阶段选择T-DXd相关方案，对于术前未接受T-DXd、术后仍存在残留浸润性病灶的患者，也有望在强化辅助治疗阶段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临床实践中可结合患者具体病情、既往治疗方案及各自获批适应证，为不同患者制定更适合的个体化治疗路径。

展望未来，随着DB11研究长期随访结果及DB05研究更成熟的生存数据不断积累，以及残留癌负荷（RCB）、分子标志物及微小残留病灶（MRD）等研究的持续推动，有望更精准地识别获益人群、明确ADC药物的最佳治疗强度与时机，进一步优化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的治疗策略与整体布局。同时，结合长期安全性和真实世界应用经验，持续完善规范化全程管理，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在最大获益与最小风险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最终帮助更多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高危患者向治愈目标持续迈进。

总结与展望

DB05研究辅助治疗适应证在华获批，为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高危non-pCR患者带来了新的强化治疗选择。其临床价值不仅体现在头对头比较中取得的显著iDFS改善，也体现在不同高危亚组的获益趋势、CNS复发以及不断完善的安全性证据，为术后辅助治疗的风险获益评估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与此同时，DB11研究将T-DXd的循证探索拓展至新辅助阶段，进一步推动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围术期治疗迈入ADC治疗新时代。

随着疗效证据进一步积累，临床实践仍需精准识别复发高危人群，依据不同适应证合理选择治疗时机，并将间质性肺病等不良反应的风险评估、监测和管理贯穿全程。未来，通过长期随访、更加细化的风险分层及真实世界研究，推动疗效与安全性管理协同优化，才能让DB05研究的循证突破更充分地转化为中国患者的长期获益。

专家简介

杨清默 教授

• 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主持工作）

•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学组青年学者

• 中国临床肿瘤协会（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 福建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委员

• 厦门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主任委员

• 厦门市医师协会乳腺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 农工党厦门市委副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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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arbeck N, et al. Neoadjuvant trastuzumab deruxtecan followed by paclitaxel, trastuzumab and pertuzumab versus dose-dense anthracycline-based chemotherapy in high-risk HER2-positive early breast cancer (DESTINY-Breast11). Ann Oncol. 2026;37:166-179.

本内容来自于北京鸿远慈善基金会的乳腺癌个体化诊疗学术交流提升项目，感谢第一三共（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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