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再度得奖，此次与邓稼先、施一公同列一份名单，令国人骄傲

10月15日，求是科技基金会公布2026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名单。

数学领域两位：王虹、王国祯。

新闻标题后面跟着一串名字：邓稼先、于敏、施一公、薛其坤、颜宁。

一个35岁的桂林姑娘，跟“两弹元勋”和结构生物学的领军人物排进了同一份名单。

但王虹真正让人心里一动的地方，不在她跟谁排在一起。在于她拿到这张入场券的方式，跟大多数人脑子里那个“天才剧本”完全对不上。

求是科技基金会1994年由查济民先生创立，三十多年颁出去三百多个奖，杰出科学家奖只占很小一部分。

它不看热搜，不看粉丝数，只看一件事：你在你的领域里，有没有把一堵墙真正凿穿。

邓稼先凿的是核物理，施一公凿的是结构生物学，王虹凿的那堵墙叫三维挂谷猜想。这个问题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谷宗一提出，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交叉地带挂了一百多年。

在基础科学里，凿穿一堵墙和刷一面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

如果只看“16岁上北大”“35岁拿菲尔兹奖”，很容易把王虹归进“天才”那个筐里。归进去之后，普通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一句“人家是天才，跟我没关系”，然后划走。

但王虹的底子不是这么长的。

她1991年出生在桂林平乐县，父母都是当地中学教师。

五岁直接读二年级，跳过六年级，学习上确实比同龄人快。但高中在桂林中学，高一成绩在年级一百名开外，高二才进到前六十，高中数学联赛只拿了一个省内普通奖项。

2007年，16岁的王虹考入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她的分数够不上，被录进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从入学第一天起，她就在准备转系，转系要同时学两个专业的课，学分不够，高等代数和几何学上了，数学分析只能靠自学。

她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和教室，一年之后才成功平级转入数学科学学院。

教过她高等代数的北大教授宋春伟回忆，当时王虹是地空学院的学生，但那门课她是正式注册的，两个学期的高等代数，她都拿了89分。

宋春伟说她“有灵性”，在一道有难度的选做鼓励题里，她是少数交作业的人之一。

但灵性归灵性，转系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捷径，每年大概有四五十个非数学学院的学生想转进来，只收十个左右，她就是那十分之一。

进了数学系之后，她发现大学数学跟中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她后来说过一句话：“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摸索。”

王虹拿菲尔兹奖之后，网上冒出来的东西，比她本人的经历热闹得多。

第一套剧本叫“北大埋没论”。说她成绩平平、备受冷遇，申请出国时数学系老师都不愿写推荐信，最后是一名地空系的老师出于同情“救场”，才改写了她的人生。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在2026年7月29日公开澄清了这件事：王虹是2011届49名优秀毕业生之一；她赴法国留学得到了多位老师的推荐信。

以她的成绩具备保研资格，出国深造是她个人的自主选择，不存在所谓“遭受冷遇”的情形。推荐信有，保研资格有，路是她自己选的。

“埋没”这两个字，是用来解释一个本来不需要解释的轨迹的。

公开信息写得很清楚：她是中国籍，菲尔兹奖的报道里用的就是“中国籍数学家”这个表述。海外任职和更改国籍，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

两套剧本，方向相反，底下的逻辑是同一种东西：把一个人塞进一个现成的故事框架里，然后用那个框架去消费她。

王虹哪个都不是，她就是一个做数学的人，在地空学院的时候想转数学，在北大读完了想出去看看，出去了之后一直在做自己该做的事。

北大数院2011届毕业，2014年在巴黎拿到工程师学位和硕士学位，2019年在麻省理工拿到博士学位，2021年完成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博士后，之后在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研究所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教。

她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家庭给她的东西不是钱，也不是人脉，是一种很朴素的对待学习的态度。她小时候最喜欢的不是考试题，是教材里那些叫“想一想”的思考题。

高中上数学竞赛班，一周只上一小时，她不以考试为目标，对什么题感兴趣就做什么题，一道难题想好几天，做完经常忘记对答案。

这种习惯看起来效率不高，但它养出来的是一种跟难题长期共处的能力。

后来她在采访里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

一个证明了一百多年难题的人，说“慢一点没关系”，这句话比任何天才叙事都有分量。她是从地空学院转系的那个大一学生开始，就一直在用“慢一点”的方式往前走。

吵的人会说：邓稼先是“两弹元勋”，隐姓埋名几十年，王虹一个在海外任职的数学家，凭什么“比肩”？

答案不在“谁更伟大”这个比较里。“比肩”比的是奖项的尺子，不是人生的重量。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这把尺子，量的是一个人在基础科学里凿穿了多厚的一堵墙。

邓稼先凿的是核物理，施一公凿的是结构生物学，王虹凿的是调和分析。

把“比肩”读成“她跟邓稼先一样伟大”，是捧杀。把“比肩”读成“她不配跟邓稼先放在一起”，是另一种窄。真正的尊重，是承认她凿穿的那堵墙，配得上这份名单。

而且，“中国籍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这件事本身，已经不需要用“比肩”来加持。

1982年丘成桐之后，在中国出生的菲尔兹奖得主隔了四十多年才再次出现。王虹和邓煜同时获奖，是第一次有两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一起站上那个台子。

这份名单上写的是她的名字，但她走过来的那条路，是从桂林的中学教室、北大的转系考场、麻省理工的讨论室一路铺过来的。

舆论吵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有一件事几乎没怎么被讨论。

2025年6月，王虹回北大做讲座，讲她研究挂谷猜想的解题过程。韦东奕连续三天坐在第一排听，课间跟她交流数学问题。

后来，由田刚院士倡议、苗长兴教授牵头，韦东奕作为核心成员之一的研究团队深入研读了王虹和扎尔的证明，完成并撰写了详细的验证报告，确认了这一工作的完整性与正确性。

这件事比任何“天才叙事”都干净。

两个真正在做数学的人，坐在一起，讨论一个真问题。没有热搜，没有站队，没有“谁比谁强”。就是一个证明了一个难题的人回来讲，一个听得懂的人坐在下面听，听完之后去验证它。

它不需要任何标题来加持，它本身就是科学最该有的样子。

一个从桂林走出来的姑娘，靠着一道一道“想一想”的思考题，一路想到了一个一百多年没人解决掉的难题面前，然后把它解了。

有的是转系时的硬啃，是数学分析的自学，是“题做不出来”的日常，是面对舆论编造的故事时选择不接茬的定力。

她说过一句话，比所有争论都清楚：“获奖挺好的。但是题该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

她令中国人骄傲，不是因为她跟邓稼先、施一公排进了同一份名单。是因为她做了一件事，证明了中国人在最硬的基础科学里，也能把最硬的骨头啃下来。这件事本身，比任何标题都重。

至于那些“埋没论”“回国论”“国籍论”，让它们吵去吧。一个还在跟难题较劲的人，没有精力去配合别人的剧本，她只是在做自己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