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参考消息网10月22日报道 法国《费加罗报》网站9月24日发表题为《孤独、自恋、精神药物：西方文明的巨大不安》的文章，作者是樊尚·特雷莫莱·德维莱尔。文章摘编如下：
这是今年总统选举季最重要的一本书，或许也是热罗姆·富尔凯最好的作品。这一次，他与精神分析学家吕邦·拉比诺维奇合作，将研究扩展至所有西方国家。这位政治学者在其细致入微的专业分析上，增添了地理的辽阔、历史的纵深，但或许最重要的是，还纳入那被称作心灵、灵魂或意识的无形之物的脉动。
在《西方人》中，社会学的“福尔摩斯”富尔凯与精神分析学的“波洛”拉比诺维奇携手，试图汇集、梳理并理解那些穿透西方人的复杂感受。
我们或许愿意相信，这不过是代际之间永恒的冲突。但若如此，便看不到裂痕其实更为深刻，即我们是一场宏大人类学颠覆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共同生活”这一问题滋生集体焦虑，它并不局限于每年数十万移民到来所带来的文化挑战，而是涉及西方文明本身的子孙后代。
富尔凯说：“我们看到各种纷繁多样、颇为惊人的表层现象，但实际上，有某种东西将这一切串联起来，而它需要被阐明、被揭示。”精神分析师的诊室，“有点像是社会的内脏”，拉比诺维奇接着说。于是，两人将各自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富尔凯与拉比诺维奇之间，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筛选对比工作。精神分析师谈及某个患者，民调专家便去寻找那个“剪影”的量化佐证。这部著作的天才之处，在于将零散的元素、一种气态般的现实凝固成形，并找到那道如此深刻地将个体彼此隔绝开来的裂痕。事实上，他们在精神上已不再栖居于同一个世界。一些人仍活在“旧的精神体系”中，即昨日的世界；另一些人则在“新的精神体系”中演化，即明日的世界。从一方到另一方，从生到死，一切都在改变。
旧的精神体系为集体牺牲个体，它将父亲的权威与士兵、君主、上帝的权威并列。新的精神体系则恰恰相反，它将享乐、功绩与自我实现强加于人。那种巨大的负罪感、性压抑、在义务之下的窒息、旧精神体系的重压曾滋养着一种不安，这种不适的消失是我们的“得”。而它们曾维系的平衡如今已无处可寻，这是我们的“失”。与父权秩序和宗教相关的社会认可标准曾围绕一件被我们遗忘在阁楼箱子里的旧物而构建：身份的义务。
“如果你是位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子或好女儿，是忠诚的丈夫或忠诚的妻子，如果你是位尽职的劳动者，如果你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能够支撑你的自我中心，”拉比诺维奇说，“人生中会有起伏，但为社群、为家庭履行自己的职责，拥有那份责任感，支撑着人们。当这些理想的准则消失时，情况就变得完全不稳定。功绩导向的自我中心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当支撑性的理想缺失时，人们会感到匮乏，被点赞数骤然变少、糟糕的求职面试、比例失调的身材等情况所打击。”
这些新的灵魂疾病，伴随着化学调节剂或兴奋剂的泛滥。毒品同样逐渐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可卡因与精神兴奋剂成瘾现象激增，折射出‘西方人’对一种无节制享乐的追寻。这种追寻与对空虚和被排斥的深层焦虑相联系，与一种强烈的自我贬低相伴，同时也源于在追求功绩和形象的狂热中伴随而来的强烈自我贬低。”
面对这场人类学断裂，两位作者认为，必须以人类恒常不变之物相对抗。“我曾相信我们境况中的这些不变之物，”拉比诺维奇坦言，“但我在患者身上所看到的，却指向相反的方向。”
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能持久吗？一个不再生育孩子的社会，建立在德国哲学家斯洛特迪克所阐述的现代性一对命题之上，即“但愿它能持续下去”“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再加上一句“我生前已是荒漠”，这样的社会必然脆弱，轻易便会腐朽。富尔凯对此表示认同。（编译/赵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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