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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班马先生后面走路,需要一点速度。
他瘦削的身形似箭,运步如飞,行走带起的袖风,吹得衬衣两角翩飞。不时地,我得小跑一下,跟上他的步子。他的大车停在路边。打开门,脚踏板高高地通往座椅,我们像爬山一般登到上面。他的声音、大笑和手势里含着某种金属的气息,闪亮、坚固,但又是暖的。在川西甲根坝通往提弄垭口的高原土路上,他载着我们一家,在剧烈的颠簸中缘山而上,尘土飞扬,有时几乎望不见前路。汽车在把守村口的关卡处停下,一个青年村民向我们收取通行的费用,七十岁以上免票。这个小伙子倚着我们的车窗,怎么也不肯相信驾车的司机七十五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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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车上,我不断想起二十多年前,本科和研究生念书那会儿,挑灯夜读班马的理论著作。薄薄的一册《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我们始终没能设法购得,最后从老师处借来,几个同学轮流传阅。它的物理厚度与它思想和理论的厚度构成鲜明的反比。这部著作带有当时世界思想和理论的鲜明影响,在表达方式和内在精神上又毫无疑问是本土的。理论的思辨与推演之外,它的诗意浩荡,灵动跃跳,汩汩而出,戛然而止,不时令我想起中国的古典诗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总体语境下,这部著作的先锋性让它有一种跳脱时代的奇异感。“儿童反儿童化”,主张儿童“反对”成为儿童;“形式挪前”,主张儿童的“读不懂”蕴有另一形式的“读得懂”。这些奇特的命题如电光石火般在书中绽放。从资料室借来的《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闪亮的硬质封面已被翻得有些软塌。《前艺术思想》是黑色的封皮,那么厚,记得慢慢地读了许久。书中传授的许多思想消解了我对儿童文学的成见,也深入影响了我对这个文学样式的理解,直至今天。
那时候我们无缘得见班马先生。他的名字更像是某个隐于世外的绝顶高手。其实他正在南方一座城市做另一件更入世的大事。早些年,他在儿童小说《六年级大逃亡》中以自己小时候生活的上海曹杨新村为地理背景,为男孩李小乔和他的同学们塑造了一位理想的老师。这位柳老师既是基础教育岗位的一名普通教师,也是学生眼中神奇的朋友与首领。他能理解和懂得孩子。现实生活中,一个小孩所要的常常只是多那么一点点的理解和懂得,但它无疑太稀有了。在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的周末活动中,班马把这一点珍贵的理解和懂得变成了稀有的现实。他扛着相机,带着孩子们游走于教室、城区、海滩、江轮以及异域的街头,在浩大的讯息和感知流中穿行,汲取。“少年读城记”“少年读海记”“少年长江记”,这些课外活动的名称和规划,带着如其名称般远大磅礴的班马印记,同时也蕴含了少年在宇宙空间的自我定位与身份辨识。
当年的理论偶像,现在坐在驾驶座上。汽车开得飞快,他自在地讲着话,明明是闲聊,谈着谈着就成了研究和讨论:操作与身体的关联、地图与“游”“玩”的意义、树文化与星球意识。他的交谈往往这样谦逊地开头:我向你请教啊……结果当然是反过来。这么多年,学者班马好像一直以少年的热情和速度思考、行动着。
跟在他后面思考,同样需要一点速度。
在贡嘎雪山的雪峰下,海拔4580米的高原上,他搬来两个简易的软椅,邀我坐着聊天。“高反”使我们的脑袋因缺氧而微微晕眩。高原上风声猎猎,我们谈起“祛魅”的概念,以及“魅”作为一个范畴从原始走向文明形态的意义。他问:《俄狄浦斯王》是否可读作一部祛魅之作?我并不认可。俄狄浦斯的追寻并非为了祛魅,而是命运使然。他耐心地点头,继续说:当然,毫无疑问,它作为文学文本的主题是命运。但撇开主题,俄狄浦斯的追根究底,是否也暗示人类的祛魅行动,最终也许通往预想不到的灾难?对俄狄浦斯,这是命运。对人类,这可能是隐喻。看我们身后的雪山,想想我们第一眼望见它时的惊呼。谁知道呢,现代技术的所有追根究底之后,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一瞬间,我从学院式的研读中掉过头来,明白了他的用意。这已经不是古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了,而是班马式的“六经注我”和借题发挥。他始终认为,文明有一部分需要也必将保留人类对世界的不知与敬畏。他的《鱼幻》《巫师的沉船》《老木舅舅迷踪记》等作品一早便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不久前,我又读到了他关于“树文学”的创造性阐说。由一棵树的形象而衍生、摇曳出无穷的思想结点和宇宙消息,这无疑也是班马理论的魔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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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读《六年级大逃亡》,它的开篇从此牢牢嵌入我的记忆:“将来我要是死的时候,肯定是急死的。”此刻温习这句开头,李小乔的少年形象依然如初见般茂盛鲜活,仿佛时间从未流逝。班马对童年的解读和把握深透入髓,过去如此,现在依然,或因他总能立于少年的视点探察所有。他带课程班的孩子赴远游学。高山峻伟,绿原辽阔,有些孩子心不在焉:“风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气死了”。再想一想,孩子没有错。在儿童的许多事情上,成人容易沉浸于自己的一厢情愿和自我陶醉。面对风景,该问一问,它与童年的联结是什么?
“联结”一词,从他的闲聊中如此自然地流出,在我听来不啻思想的闪电。它照亮了我自己长久以来关于童年期的文学、阅读、学习乃至全部生活状态的思考。如果把“联结”视作理解童年的哲学线索之一,某种程度上,一切有关儿童的事务都可从中探查原因,寻求结果。今天,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童年与万物建立联结的方式,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种联结的方向、意义和可能?在成都黄龙溪古镇的茶楼上,主人奉上青花大盖碗盛的本地白茶。我们饮着茶,对着窗外流经千年的古老水道,由过去水路联结之盛,聊到碳基生命联结世界的方式以及人工智能如何从基底改写着这种联结。不知不觉,言及深渊处,彼此忽然沉默。
其时,我们家孩子也叨陪末座。班马轻拍茶桌,打破沉默,向他道:听一听少年怎么说!
我总觉得,班马对少年怀有某种近于信仰的热忱和寄望。这个少年,是名词也是动词,是形象也是精神。好奇,想象,生长,创造,无穷无尽的活力,无边无际的可能……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象征——一个从未遗忘童年的成人,又或是,一个成人躯壳的少年。他是柳老师,也是李小乔;是游戏的孩子,也是守卫这个孩子的成人。他的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与庄重恳切的现实主义奇妙、深沉地融为一体。
同行的路上,我问及班马这一笔名的由来。他谈起当年思慕的偶像班超,愿为其马,亦足荣耀。语毕,又笑道:年少意气,岂不也有班马文章一说?几十年如一日,他将凝聚自己学识、阅历和心血领悟的“班马文章”都献给了少年,不论是以笔墨,以声音,还是以驱驰行走的身影。一位作家、学者和实践家,以极尽的谦逊、思虑、深刻、体贴对待少年以及关于他们的一切事务,道阻且长,从无懈怠。这是少年之幸,或也是尘世喧嚣中班马先生内心的安宁。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
原标题:《一个从未遗忘童年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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