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军事专家曾言：“有了特朗普总统，美国霸权要早崩10年”

2026年10月20日，路透社披露，特朗普不再坚持此前针对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的市场限制威胁，原因并不复杂，这家被他视作外国企业的制造商，在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雇用了约1500名员工。

他原本要拿外国企业开刀，等到美国当地的就业岗位被摆到台面上，又不得不调整说法，而庞巴迪在全美的雇员实际上达到约3500人。

一架飞机背后牵着工厂、培训中心、零部件供应商和地方就业，企业总部设在哪个国家，并不能决定整条产业链究竟归谁受益，这正是特朗普关税政策遇到的现实难题。

国际舆论中存在特朗普政策可能加速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判断，将这种判断放到2026年10月的政策变化中观察，值得讨论的是美国正在怎样消耗过去积累的优势。

一个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并非只看军舰数量或者经济总量，还要看别人是否愿意长期做它的生意、接受它的承诺，并把它制定的规则当作可靠的合作依据。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签署第14257号行政令，以长期贸易逆差和制造业流失为由，推出覆盖广泛的所谓“对等关税”，试图靠提高进口门槛重新安排全球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条件。

这项政策听着直接，外国商品进来更贵，美国商品就会更有优势，可企业采购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生产线使用的设备、材料与配件往往已经跨越多个国家。

对于靠海外原材料维持运转的美国工厂而言，进口成本增加后，可能要重新谈价格、减少利润或者向客户转嫁费用，没有哪一个环节可以因为总统签下一纸命令就自动消失。

更麻烦的是，建厂不是把旧订单搬到美国就能办成，还要解决电力、厂房、熟练工人、物流和长期投资回报问题，而这些条件也不会随着关税税率上调同时到位。

庞巴迪的经历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一家加拿大企业同样可以在美国提供高技能岗位，如果仅按企业的国籍决定打击对象，美国本土员工也可能承担政策代价。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在相关关税案件中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赋予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特朗普政府依此实施的广泛关税失去了原先主张的法律基础。

但争议并未就此终结，2026年7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特朗普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部分商品采取额外50%关税措施，2026年9月8日又公布了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的进口限制。

2026年10月20日，一家美国食品进口商再次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质疑有关加拿大关税的法律依据，而提起挑战的不是美国在海外的竞争者，恰恰是美国自己的企业。

把这些日期连起来便不难发现，关税越来越像一种反复使用的谈判工具，可法律程序、进口商成本和跨境合作关系并不会因为政策目标改变就让路。

贸易伙伴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也会重新衡量出口市场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增加其他市场的订单、寻找替代供应链，未必立刻停止与美国做生意，却会逐渐降低单一市场的分量。

美国过去能够将庞大的消费能力转换成国际议价权，靠的是其他国家有稳定进入美国市场的预期，如果市场准入变成随时可能变化的条件，这份优势也会随之打折。

美国的海外影响力还有另一笔容易被忽视的账，那就是它从来不是独自承担所有安全成本，而是依靠盟友的基地、产业合作、财政投入与外交协调，维持庞大的军事网络。

2025年6月25日，北约海牙峰会提出，到2035年成员国年度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其中至少3.5%用于核心防务需求。

特朗普政府希望盟友拿出更多钱，这个要求确实推动了欧洲防务投入承诺上升，但一份军费计划能够改变预算比例，却不能自动解决联盟成员在经贸、产业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分歧。

加拿大既是北约成员国，也是美国近邻，2026年两国仍围绕汽车、乳制品和其他商品的市场准入交锋，说明军事合作伙伴并不会因此免于美国贸易施压。

这种关系有点别扭，安全方面需要彼此配合，经济方面却频繁互设障碍，谈判桌上的一笔关税最终可能变成对长期政策可预期性的质疑。

北约增加军费也并不等于联盟即将解体，问题在于欧洲扩大军事采购、建设本地生产能力以后，未来如何分配装备订单和战略决策权，将成为新的谈判内容。

美国能够要求盟友分担负担，却未必还能像过去一样，把承担费用和接受全部政策安排画上等号，联盟的凝聚力终究需要比数字更稳固的东西。

再看红海航运，2025年3月15日美国开始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军事打击，直到2025年5月6日阿曼外交部宣布美方与萨那方面达成停火安排，双方同意不再相互攻击。

这件事并不能简单理解成哪一方凭一场行动取得了全部目标，它说明对国际航运这种长期问题而言，空中打击之外仍需要斡旋、谈判和各方能够执行的安排。

美国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事实没有改变，可强大并不意味着处理每场地区争端都没有成本，军事行动越频繁，越要面对后续部署、盟友支持和地区政治条件的限制。

把军事力量当作可以反复提款的账户，账面规模再大，也不能保证每次行动都能换来同等程度的政治结果。

2026年9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2026年第一季度的57.18%降至第二季度的56.70%，美元依然处于首位，但储备配置正在发生变化。

不能据此认定美元主导地位已经结束，不过储备货币能获得长期使用，除了市场深度和交易便利，还离不开各国对法律、资产安全和政策连续性的判断。

当一个经济体既要求别人依赖它的金融体系，又频繁把市场准入和金融工具纳入外交施压范围，其他国家重视储备与结算渠道的多元化，便有了现实理由。

美国过去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也依靠持续参与和承担责任维持，而2026年1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就美国退出通知发表声明，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并说明相关问题需要交由组织内部机构审议。

退出多边机制或减少参与，短期可能节省部分投入，长期却可能把协调国际规则的机会交给其他参与者，制度上的影响力不是宣布一次退出之后仍能原样保留的。

俄罗斯军事评论中有关美国霸权可能加速衰退的判断，真正能够找到政策依据的，是这种持续增加的信用成本，而不是某个能够写进日历的崩塌日期。

对中国来说，外部环境越复杂，越需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产业能力、广阔市场和可持续合作上，而不是等着其他经济体发生困难。

2026年10月14日，中国海关公布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进口增长22.3%，说明扩大出口与满足国内进口需求可以同时推进。

同一份官方数据还显示，前三季度中国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计算机零部件及电气设备贸易额超过10万亿元，增长58.9%，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

2026年9月28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双方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约定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对相关商品同步实施优惠待遇。

这恰恰说明全球贸易不是谁单方面把门关紧就能重新分配的，美国需要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中国企业也通过持续提高产品竞争力开拓国际合作空间，双方谈得拢的地方，仍然要靠平等协商推动。

特朗普可以调整关税税率、要求盟友多交军费，也可以重新评估美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却无法通过行政命令让世界各国放弃自身的利益计算。

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基础远未消失，国际格局变化也不是一夜完成，但当市场、盟友和规则三个领域同时出现新的摩擦，全球影响力所需付出的维护代价就会越积越多。

原本能够靠共同利益维系的合作，如果逐渐变成一次次施压和讨价还价，受损的将不只是某份协议，而是长期积累的信任，这正是“美国霸权要早崩10年”所指向的深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