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智儿童小说：童真和经验之歌

祁智是江苏有全国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谈到家庭教育，祁智说过：“我们永远要记得蹲下来和孩子说话，站起来带孩子走路。”“蹲下来”不是一种表演性的姿态，而是出乎内心本心童心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成年人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即便有每个人儿童的过往，毕竟是“过往”，是回望。“蹲下来”则既是返归，也是且将“童心”比“童心”。但是，如果仅仅“蹲下来”，则可能迁就、迎合儿童。今天儿童文学中存在的“装儿童”和“装童心”，可能是因为片面地强调“蹲下来”。所以，能“蹲下来”，还要能“站起来”，直面儿童的身心成长，为儿童文学注入成年人的情感和经验的反思之维，也为儿童文学读者打开通向未来之路。这样，儿童文学某种意义上是人成长过程中“复调”的生命叙事和精神对话。好的儿童文学可能是童真和经验之歌。

祁智早期儿童小说《芝麻开门》几乎是生活大哲学的“小百科全书”。以儿童之声口心眼科普军事和体育，讲述他们互帮互助、教学相长，挺身而出救弱济贫，以及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小说无一字说教，却将引导孩童向上向善的希冀自然地化进小说主角的行动中。《芝麻开门》是偏儿童生活的非对话性的单面叙事。《小水的除夕》和《我们兄弟》，从校园转向故乡西来。这不仅是小说叙事空间的挪移，而且是回忆中的互照和反思。“西来”是大地上实有之地，是祁智的生命所来之处，也是他想象的文学地标。儿童文学作家长于接引童年记忆，比如江苏的曹文轩和黄蓓佳。祁智比曹文轩和黄蓓佳小七八岁，他们都在江苏中部东西狭长绵延的平原地带（毕飞宇有代表性长篇小说《平原》）度过大学之前的时光，同属一个文化区，且童年记忆有共同的乡村底色。故而，他们的小说往往以抒情性和散文化的叙事写乡村童年天真未凿的自在与懵懂。从文学谱系看，与其说这是从同一地域文化的汪曾祺《受戒》文脉传统而来，不如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样的小说，其风物人情和叙事调性，不仅在曹文轩和黄蓓佳的儿童小说中读到，甚至在毕飞宇和鲁敏小说写行将逝去的乡村中也能读到。显然，这不只是小说谱系学和风格学的问题，而是人、地、风俗、心灵和审美等合力的生命叙事使然——尤其在现代发育不充分的时代，这种地方性的生命叙事更突出。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曹文轩、黄蓓佳，到60年代出生的祁智、毕飞宇，再到70年代前期出生的鲁敏，至少在他们的孩童时期，他们和汪曾祺共享生命叙事的“地方”。我没有世界儿童小说的阅读经验，不清楚世界儿童小说是不是也有类似未经充分现代化的少年乡村经验的书写，而且写作者都是乡村的出走者和回望者，但至少江苏中部平原的“文学的童年”可以作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地方性样本来观察——哪怕只谈儿童小说，除了曹文轩、黄蓓佳和祁智，更年轻的郭姜燕和徐瑾等的加入，扩容了这个精神同源、依靠生命叙事缔结的地方作家群。

儿童始终是祁智小说最核心的人物。小说写儿童事，叙事也由儿童推动。祁智的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世界”。四（1）班的孩子们自发帮助校门口卖玻璃丝制品的贫困少女；孙新悦把十万元奖金用于设立校服基金会；张天向父母提议“我来当家作主一天”；方一禾更是从出场起就已能独当一面。这些孩子，有着令人钦佩的敏锐和机智，同时，他们拥有着成年人似乎不再拥有的纯粹良善和无畏勇气。他们不是被动等待被教育的对象，他们有能力介入生活、改变生活，甚至在某些时刻成为成人的榜样。祁智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这些孩子并非“孤勇者”，儿童有儿童的世界，有他们的人和人。这个儿童的世界：老师们富有正义、因材施教，对孩子们给予理解、引导和支持；家长们往往是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那个“人”。而家庭和校园之外，小说也自然地扩展到儿童的邻里和社区等，比如前面说到的“西来镇”。

儿童小说如何处理有难度的问题或者精神性的问题？它的可能和限度在哪里？《方一禾，快跑》写生与死、爱与责任。九岁的方一禾独自承受父亲的猝然离世和母亲的长久卧病，独自奔忙于家、医院和学校之间，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家。这不是简单的悲情故事。祁智曾说过这个有原型的故事“不忍心”写，最终又“不甘心”不写——不忍心是源于对苦难的敬畏，不甘心则是源于文学的信念。儿童的成长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的成长，因而儿童小说不可能回避世界的“不完满”。但不回避，不意味着没限度。我以为，在处理世界的“不完满”以及类似生与死这些精神性问题时，儿童小说的限度就是“儿童”的限度——儿童的“童真和经验”。

祁智懂儿童生活和内心，尤其在“懂”与“懵懂”中抵达儿童最真实也最宝贵的地方：孩子不懂什么是“破产”，却因破产后父亲回家而欢呼“我又有爸爸了”；不懂什么是“去世”，却看着拔掉仪器的父亲感到安心，因为“爸爸的情况看上去很好，其他病人的仪器都在叫、在闪，唯独爸爸不需要这些”；不懂什么是“保护”，却本能地知道“她妈妈哭了，她就不好哭了”，许下“我要为妈妈跑一辈子”的承诺……这种“懵懂”，甚至“不懂”恰恰构成了一种更深刻的“懂得”，儿童以自己有限的天真和经验，抵达了被成年人“遗忘”的鸿蒙初开之时和天真未凿之地。“懂”“懵懂”“不懂”，不但是儿童看取世界的方式，也是叙事方式。《方一禾，快跑》叙事的“跳跃、混乱、纠缠、拼凑、模糊”（祁智接受访谈时所言）正是儿童的“懂”“懵懂”“不懂”使然。小说以两种字体交替推进过去与现在两个时空，串联二者的是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的同一动作——从前是父亲为病中的母亲做这些事，如今是方一禾为母亲做同样的事。行动本身不变，行为主体却从父亲到儿子发生代际更替。读者在方一禾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也看到生命与责任的传递与延续。小说几乎没有时间流逝的物理标记，只是在大量频繁的具体而微的动作中——例如，“洗手的时候日子怎么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怎么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日子怎么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让读者感知到生活的流动与少年的成长，由此，小说的叙事源自生活的自然节奏。

儿童小说之所以为“儿童小说”，不仅因为小说内容的“童真和经验”是儿童的，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叙事也应该和儿童的“童真和经验”不违和。我们有理由相信：应该存在文体和小说叙事学上的儿童小说，而不是写儿童就是儿童小说。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