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和俄国的历史学界，都认为《尼布楚条约》是自家吃亏？

2026年，俄罗斯学术期刊《历史通报》发表一篇研究《尼布楚条约》的论文，作者承认俄方在1689年的谈判中作出领土让步，同时肯定条约促成了此后较长时期的稳定交往；

与之相对，中国学术界关于这份条约的讨论，始终存在清军明明取得战场优势，却未争取到全部预期边界的疑问。

同一纸界约，俄国部分学者从扩张受阻谈损失，中国部分史家从谈判让步谈遗憾，两个判断摆在一起，乍看有些矛盾，放回17世纪末的历史处境却能找到答案：双方衡量的不是同一笔账。

一、清军战场占优，清廷谈判让步

倘若只看1689年9月7日签字的结果，清朝并不是战败求和的一方，因为《尼布楚条约》明确要求俄方拆除雅克萨城堡并撤走驻军，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归属，也在条约中获得了正式确认。

这份结果来得并不容易，17世纪中叶，沙俄武装向中国东北边疆推进，在雅克萨等地建立据点，侵扰当地居民；清政府多次交涉无果，才决定采取军事手段维护边疆安全。

1685年，清军攻克雅克萨，俄军撤出之后却重新返回，因此清政府在1686年再次出兵围城，迫使俄国认识到，仅凭边境驻军已经无法解决与清朝的冲突。

根据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公布的编年资料，清朝使团于1689年6月13日离开北京，1689年7月31日到达尼布楚，1689年8月22日与俄方开始正式谈判，1689年9月7日双方完成条约签署。

谈判并非开场便有共识，俄国代表戈洛文曾坚持对黑龙江流域提出超出其实际控制范围的要求，索额图等清方代表予以反驳，同时在部分具体划界方案上逐渐调整主张。

最后确定的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主要依据，外兴安岭以南流入黑龙江的河流及相关地区归中国管辖，俄军不得继续盘踞雅克萨，而尼布楚则留在俄国一侧。

条约还留下了一处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即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土地和河流暂缓划分，约定经过进一步查明后再行商议，这使条约既建立了边界框架，也保留了需要处理的空白。

正是在尼布楚归属、部分界线后撤及待议地区这几件事上，中国部分史家认为清朝让得偏多，未能把军事胜利转化为更充分的领土谈判成果。

但不能因为存在遗憾，就忽略条约确认中国在黑龙江流域权益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拿后来形成的现代国界观念，简单认定17世纪所有有争议的游牧活动区域都已具有清晰的行政边界。

北京大学学者赫佳妮于2022年发表的研究特别指出，近代中国围绕《尼布楚条约》出现过“外交胜利”与“割地之始”的争论，这种分歧同后人怎样理解国家实力、主权和条约密切相关。

二、俄国河道受限，边贸反而开通

17世纪沙俄经营西伯利亚，既依靠边境据点向外延伸控制，也需要通过河流运输物资、获取毛皮并开辟商路，黑龙江的水运条件和沿岸资源因此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价值。

雅克萨是进入这一流域的支点之一，俄方一旦承诺拆城撤军并接受新的边界，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能继续凭借这个据点向黑龙江中下游扩展控制。

放在沙俄原本不断东进的计划中，这当然是重大挫折，尤其是那些以领土扩张规模评价外交成败的俄国史家，更容易将1689年的让步理解为错失机会。

2026年俄罗斯《历史通报》刊载的研究就明确承认，俄方确曾作出领土让步，但该研究同时认为，条约建立起务实交往的方式，让两国避免了此后约一个半世纪的大规模冲突。

这恰恰揭开了另一层事实：俄国未能得到黑龙江流域的主要控制权，并不意味着它在条约里毫无所得，尼布楚等既有据点得以保留，俄方仍可继续经营西伯利亚的其他交通线路。

条约关于通商的规定同样重要，双方允许携带合法通行文票的人员越界贸易，为俄国商人交换毛皮、中国商人经营茶叶和丝绸提供了制度依据。

边境贸易后来仍有曲折，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进一步调整边界与互市安排，说明1689年的协定并非一次性解决全部问题，却为双方继续交涉建立了基础。

俄国学界部分人士所说的吃亏，主要指没有获得预期中的黑龙江流域控制权；俄方实际得到的，却是边境冲突降温、保留既有据点以及开展贸易的机会，这两类结果并不相互排斥。

倘若把沙俄对一片地区的扩张企图直接当成已经合法取得的领土，再用后来的版图倒推1689年的得失，历史评价便难免失去分寸。

三、边疆牵制决策，后世重估得失

1688年，准噶尔部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清朝既要应对相关部众迁徙与北部安全问题，又要调配军队维持边疆秩序，中俄原定交涉也受到这一局势影响。

从清朝的行政能力出发，在边界尚未明确、距离内地较远的地区长期维持大规模驻军，意味着不断增加运输、粮饷和人员调度的负担，战场上占优并不自动等于可以无限扩大控制范围。

由此看，清政府在确保雅克萨撤军和黑龙江流域主要权益的前提下，接受部分边界妥协，是把军事成果转化为能够长期执行的条约安排，而不是简单放弃已经取得的全部优势。

1696年清军在昭莫多击败噶尔丹主力，北方局势逐步改变，但不能因此就把胜利全部归功于《尼布楚条约》，更不能把沙俄曾在准噶尔问题上作出明确中立承诺写成条约内容，因为条款中没有这种约定。

双方签字以后，边境关系也并非从此毫无波折，尤其到19世纪，清朝国力受到严重冲击，沙俄趁机迫使清政府在1858年5月28日签订《瑷珲条约》，又在1860年11月14日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

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与1689年经谈判形成的《尼布楚条约》性质不同，俄方后来通过侵略扩张获得的领土，不能被包装成对早年所谓损失的合理补偿。

部分中国史家重新审视1689年的谈判时，往往带着19世纪边疆危机的经验，因此更加关注清朝当年的让步与未定界线；

俄国部分研究者则从自身东进目标出发，把没能占据的河流和土地列入损失，这正是双方会得出相似感受的根源。

中俄通过重新谈判处理边界遗留问题，2004年10月14日双方签署《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有关界碑揭牌，长达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全部确定。

2021年6月28日，中俄联合声明再次确认，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双方互不存在领土要求；2026年10月14日，两国还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十八轮外交政策磋商，继续通过对话处理共同关心的事务。

从1689年的界约到现代边界制度，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国家关系已经不再依照古代的势力扩张逻辑安排，历史上的领土争执也不应与现实外交中的既定边界混为一谈。

《尼布楚条约》让中俄两国部分历史学者都感到吃亏，不是因为它有两份相互矛盾的文本，而是因为中国一方讨论的是军事获胜之后未能争取到的边界利益，俄国一方讨论的是东进计划受到限制而失去的扩张空间。

参考文献 故宫博物院：《中俄尼布楚条约》，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 Musaeva S. I.、Alieva K. K.：《1689年尼布楚条约及其对俄中关系形成的意义》，《历史通报》，2026年第9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