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六十五,姓邵,退休前在市里一家建材公司做会计。上周六,我们高中毕业班的同学聚会,四十六年没聚过的班,攒了一年了才聚起来。
我们那个班,当年五十个人。这次通知下去,最后到场的二十九个。
我失眠,不是因为没到齐,是因为饭桌上,我们几个老的对了个名单,才看清了这个班的下半生。
先说没到的那二十一个。
有四个,是走的。张卫东,高二那年在河里救人没上来,那年他才十七。还有三个,是这几年走的:一个心梗,走的时候五十八;一个肺癌,去年;还有一个,今年春天,糖尿病坏疽,锯了腿以后没撑过半年。说他的时候,桌上安静了一会儿,有个女同学说了一句,他那时候是全班最会讲笑话的。
有三个联系不上了。一个早就没了消息,最后一次听见他,是有人说他去了南方打工,几十年了;一个婚姻散了以后跟谁都不来往;还有一个,据说是躲债,谁也不知道在哪。
剩下的是到不了的。两个瘫在床上,一个脑梗后遗症八年,一个股骨头坏死。还有一个在精神病院。还有几个说好要来的,前一礼拜打了退堂鼓,有的是自己不想来,有的是家里不让,说身子经不起折腾。
再说到了的二十九个。
二十九个坐下来,一圈看过去,我差点认不出一半。不是老了,是变形成了。当年我们班的班花,坐在斜对面,我看她半天,她冲我笑,我才认出来。她也认不出我,说,邵会计,你怎么矮了。我说,骨头缩了,一米七二剩一米六六。
饭吃到一半,大家开始互相报身体状况。这个过程我很熟悉,因为我们老年人见面都这样,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听着,心里发凉。
二十九个人里,装了心脏支架的,六个。做过大手术的,五个。糖尿病的,七个。长年吃药的,二十个往上。独居的,四个。丧偶的,六个。儿女在外地、一年见一面的,十来个。
有个同学叫赵建国,当年是体育委员,一米八三,篮球队主力。他现在坐轮椅——不是瘫,是去年脑出血以后,右半边不利索,能走几步,走不远。他让儿子推着来的。他坐在那儿,一句话不说,就是看我们,看一会儿,笑一下。他媳妇跟我说,他就这样,脑子是清楚的,就是不愿意说话。
当年他是我们班最风光的人。全校大会上升旗手。
还有一个,女同学,当年成绩最好的,考出去,当了一辈子医生。她跟我说,她退休第二年查出帕金森,现在手抖,字写不了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手在桌上抖。她说,邵,你说讽刺不讽刺,我这辈子给人看病,最后我自己得的这个病,我一点办法没有。
酒过三巡,不知道谁起的头,开始念叨当年的事。谁把粉笔灰装在老师的水杯里,谁抄谁的作业,谁给谁递的纸条。说到那个纸条,桌上笑成一片,有个男同学笑得直咳嗽。
就是那个笑成一片的时候,我心里最难受。
我说不清那个难受是什么。不是伤感,伤感我受得了。是那种,你眼睁睁看着一个东西正在散,散得没法收拾。五十年前,五十个人挤在一间教室里,谁也没想过我们后来会散成这样:走了四个,找不着三个,躺下几个,剩下的,各自守着各自的病、各自的老伴儿、各自的儿女,一年到头,见不上几面。这次聚上,下回呢?下回还能凑几个?
散场的时候,我们在饭店门口照了张合影。拍照的人喊,来,靠得紧一点。我们二十九个人,挤在一起,挨着的都是老胳膊老腿。拍完,有个女同学说,这张照片,咱们自己留好,往后每聚一次,照一张,看看还剩几个。
她说这话是笑着说的,可我们都没笑。
我当晚回家,睡不着。我老伴儿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我坐在客厅里,把那份名单在心里又过了一遍。
我想起我们高中毕业那年,拍毕业照,全班五十个人站在台阶上,一个不少。那时候我以为,人是不会散的,散的只是日子。现在我知道了,日子散着散着,把人也散了。有的散在路上,有的散在医院,有的散在土里。
我半夜里想明白一件事,想明白了我为什么失眠。
我不是怕老,也不是怕死。我是心疼。心疼我们那个班,五十个当年活蹦乱跳的少年,如今全须全尾的,只剩一半。这一半里,还个个都带着零件修修补补的身子,撑着,笑着的。
后来我想,还能怎么办呢。我给我最好的那个同学——初中高中六年同座位的——打了电话,他是到场的,他也没睡。我们在电话里说了一会儿,最后说定:以后不等大聚会了,一年约两次,就我们几个本地的,找个小馆子,吃顿饭。
他说,好,省得下回照合影,人又少几个。
我说,对。趁人还在,一个一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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