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政治学家杰罗姆·福凯和精神分析学家鲁本·拉比诺维奇合著了《西方人》一书，探讨了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人类学变革。书中指出，人类作为对前代负有责任、并对后代负责的观念已成为过去。
Le JDD：您的书中诊断出了一种“新的西方思维模式”。它与之前的思维模式有何不同？您能指出它何时出现吗？
鲁本·拉比诺维奇：旧有的思维模式建立在责任、等级、垂直性、罪恶感、牺牲精神以及以“我们”之名压制“我”的价值观之上。我们已经过渡到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查尔斯·梅尔曼称之为“新心理经济”。这种思维模式是流动且横向的：在这种模式下，人们越来越屈从于自主、享乐、享受以及缺乏界限的需求。神经质已被抑郁症所取代。空虚、孤独、不稳定、群体自恋和成瘾行为取代了约束、僵化以及欲望与禁忌之间的内在冲突。
我们正在谈论一场人类学上的转变，它正在摧毁西方社会的传统结构。这些结构是在父权制秩序和基督教及其重要仪式，洗礼、婚姻和葬礼的影响下，历经数个世纪才形成的。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农村居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对法国的家庭和社会基础几乎没有造成动摇。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基础就已崩溃瓦解。
杰罗姆·福凯：这种转变的确切起始日期无法确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至今仍在进行中。其最初的迹象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尤为明显，当时好莱坞明星的名字（琳达、丽莎）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玛丽。在法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布里吉特、西尔维和娜塔莉也取代玛丽，成为最受欢迎的名字之一。
自那时起，以父权制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基督教体系便开始逐渐瓦解。这些变化随后影响了基督教体系中的两个关键仪式——婚姻和葬礼。1980年，火葬仅占法国葬礼总数的1%；到2023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3%，在大都市地区，火葬的比例甚至超过一半。 2022年，传统婚姻仅占当年异性伴侣关系的54%。民事同居协议（PACS，一种注册伴侣关系）占46%，比例几乎相同。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速发展。
旧思维方式的两个显著特征已经消失：继承（或世袭）和服从的概念。换句话说，垂直权力观念本身已经消失。这种价值观的转变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
J.F.：或许，在更深层次上，权威的概念本身已经受到了质疑。在商界，十位高管中有六位承认，他们宁愿保持沉默也不愿训斥下属，仿佛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任何形式的权威展现。学生和学校的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传统上，这类事件往往演变成一些年轻人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对抗。例如，1968年5月的抗议活动，以及反对《德瓦凯特法案》和《首次就业合同》（CPE）的抗议活动，都属于这种情况。
当前这场运动的全新之处在于，教育系统员工成为了攻击目标：教师和高中校长遭到袭击和殴打。更广泛地说，以前未受影响的权力机构，例如小城镇的市长或消防员现在也面临着攻击和威胁。奇怪的是，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的病人不再表现出与弗洛伊德和拉康时代相同的症状。
旧思维模式下的等级森严、父权制社会建立在权威之上，有时还伴随着一种过度压抑的责任感。这种社会模式滋生了诸如强迫症之类的结构性病态。而新思维模式下建立在享乐主义理念之上的平等社会，则更容易引发抑郁症和自恋型人格障碍。
在弗洛伊德时代，大多数患者抱怨受到父亲的压迫。如今，前来咨询的父母更多是那些难以对子女行使权威的父母。至于继承观念的消亡，姓名的日益多样化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传统上，人们选择名字时会考虑到先辈：为了纪念圣人、教父教母、祖父母、父母，甚至是伟大的历史人物。西方社会的名字数量急剧增加：1945年，法国有2000个不同的名字，而到了201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超过了14000个。这种爆炸式增长表明传承和祖先纽带的断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恋式的、沉迷于自我全能感和自我创造的幻觉。更广泛地说，这也与出生率下降有关，而出生率下降无一例外地影响了所有西方社会。
过去，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如今，我们的一些同龄人却有时把孩子视为负担。
现代人在考虑要不要孩子时，会问自己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对于一些年轻一代，尤其是在西方大城市，他们不再渴望为人父母，而是像对待孩子一样照顾宠物。在公共空间里，动物被人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注，在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上取代了幼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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