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的崇义8——江山新设：正德年间横水设县的真实现场

设县是件大事，在明朝要经过地方呈请、巡抚会商、户部复议、皇帝批准，一圈下来少说一年半载。可横水设县从头到尾都透着急迫，贼刚剿完，兵还没撤，地方官就急着递呈子，说大兵一走这帮人未免复聚为患，得赶紧设个县才能久安长治。你看，他们担心的不是贼，是贼走了之后怎么办。胜仗好打，善后难办，这是古今通例。中国的地方治理往往先从一道栅栏开始，栅栏立住了才有人来收税，税能收上来了才有人来教书，书声有了才有人管这地方叫礼义冠裳。顺序反不得，反了就要出事。那份立县疏里有一句话写得最漂亮，叫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这话说得轻巧，像是把一块脏布翻了个面，但写疏的人心里清楚，翻面是要流血的，翻完面还得洗衣裳、熨褶子、纳鞋底，一套活计下来比打仗累多了。

先说清楚这地方原来什么样。上犹、大庾、南康三县之间，横水、左溪、长流、桶冈、关田、鸡湖，共计八十余处贼巢。这八十余处四个字搁在地图上就是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像人脸上的痣，散布在三百余里的山脊背后。朝廷称之为巢，山民自己大概叫屋场，祖辈砍山耕活的地方，柴火堆在檐下，猪圈挨着后墙，跟巢字所暗示的野性其实相去甚远。但朝廷不这么看。朝廷看到的是一群原系广东流来的人，先年被安插在此，不过砍山耕活，后来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又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聚了万把人，开始虏掠乡村攻劫郡县，近年甚至立总兵僭拟王号，这就过分了。你砍你的山，他收他的税，井水不犯河水，可你立总兵称王号，等于在人家院子里另开一个衙门，那就别怪人家动刀。问题是那些逃民为什么逃，疏里写得明白，避役。没有户籍没有田契没有退路的流民，被治理的边界挤到了山的深处。他们不是天生要造反，是山外的世界把门关上了，只留下一道缝，缝里写着两个字：进来可以，先交税。交不起，那你就进山。进了山，你就是峒贼。所以这八十余处贼巢里住着两种人，一种是早先被安插进来的新民，一种是后来逃进来的逃民，两种人其实是一种命，被政策推进来的，又被政策推出去的。他们砍山烧炭种薯，日子过得紧巴，但还过得下去，直到官兵来了。

然后是王阳明。疏里称本院，就是提督南赣汀漳军务的左佥都御史王守仁。他带兵把巢穴一捣，贼首一擒，妖氛为之扫荡，地方为之底宁，三县之民欢欣鼓舞如获更生，这话是奏疏里的漂亮话，姑妄听之。但紧接着笔锋一转，露出官员的真面目：大兵一撤，这帮人未免复聚为患。你看，他们就担心这个。胜仗好打，善后难办。今天抓了谢志山，明天冒出来李志山，今天封了横水，明天换个桶冈接着干。归根到底，这地方号令不及人迹罕到，三百里深山，派个县令来，他骑驴走到半路就迷路了，怎么管。于是有人提议设县。这个有人不是王阳明一个人，奏疏上列了一串名字，兵备副使杨璋、左参议黄宏、知府季敦，还有一批致仕省祭义官监生杨仲贵等人。这些致仕的候补的没有实权的小官联名递了呈子要求设县，他们是地方精英，最清楚一件事：没有县治就没有官，没有官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乡绅说话不如土匪好使。所以他们的热心里一半是桑梓之情，一半是身家之计，这没什么可指摘的。一个县的诞生，从来不是圣旨落下来的那一瞬间，而是无数地方人在底下推了很久的结果。

选址是门大学问。三县之中适均去处无如横水，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设县。注意这个排序，先看适均，再看山水，最后才看土地平坦，至于风景好不好风水旺不旺河水甜不甜，那都是后话。县治选址本质上是军事地理学，不是风水学。横水在哪儿，三省交界，一抬脚就进广东，一转身就是湖南。搁和平年代这叫交通不便，搁动乱年代这叫咽喉要地。设一个县在这儿，等于在门缝里楔了一根钉子，往外能望见三省，往里能按住三县。至于老百姓赶集远不远孩子上学方不方便，那得等钉子楔稳了再说。所以你看，先设隘所，再修土城，再建衙门，最后才论街道市廛。朝廷的逻辑是先扎篱笆再盖房子。篱笆扎在横水就派人守着，守的人要吃饭就要有田，有田就得有户籍，有户籍就得有县衙，有县衙就得有学宫，礼义冠裳是这么一层一层长出来的，不是从圣旨里抖出来的。

修城要花钱。修一座县城要多少银子，疏里算得清清楚楚：县治公厅儒学殿庑堂斋布按分司府馆旌善亭申明亭仓廒牢狱养济院街道，包工论价一千零七十一两七钱九分四厘。城墙另算，周围五百丈，先筑土城，高一丈七尺五寸，面阔七尺五寸，脚阔一丈，雇泰和县土工数百，七月十一日起工，八月终完，然后包砖，总共估银八千零四十五两六钱七分二厘。八千两，三县里甲分摊。疏里没细说每县多少，但有一句话很扎眼：大庾等县共仅五十二里而估银两颇多，疲弊之民诚所不堪。五十二里就是五十二个行政村，明朝的里差不多这个规模，要凑八千两，每家每户得出多少。山里的百姓刚被贼折腾完又被官兵折腾，再被城墙折腾，所谓如获更生，大概也就是喘口气的工夫。所以王阳明批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但当疲困之余务以节省为贵。怎么节省，包工论价不按日计，三县丁粮通融分派不许里胥侵渔，大征变卖的贼属牛马赃银二千六百余两，赃罚纸米价银一千余两，商税银三百余两，先凑出四千两，剩下的四千两再分摊。你算算，一座县城一半靠罚款一半靠摊派，说到底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所谓礼义冠裳落到砖头上就是灰泥土方和银两，落到人头上就是劳役捐摊和不得侵渔骚扰的禁令。禁令之所以要下，是因为不禁就侵不扰就渔，这是官僚系统的老毛病，王阳明懂，所以反复叮嘱。

还有一句更冷的话：其通贼人户尽行查出编充隘夫永远守把。谁通贼，谁算通贼，标准在官府手里。你说你给山贼送过两担米，通贼。你说你亲戚在山里没下来，通贼。你说你什么也没干，那也得查了再说。查出来之后不是杀头，是编充隘夫，发给你一把刀一根矛让你去守隘口。守谁，守那些还没下山的残党。这招狠就狠在这儿：让你亲手把自己的旧邻居挡在山外，你才算新民。招抚从来不是单纯的仁慈，它同时是一次重新登记重新编组重新站队。你获得土地也获得劳役，你获得身份也获得服从。同一座山，有人拿到了田契，有人被编进了隘夫名册，还有人被写进通贼两个字里一辈子翻不了身。秩序建立的时候总有人被写进良民，也总有人被写进别的什么。这中间的界线往往不在于你做过什么，而在于官府需要你是什么。

最后说名字。原系上犹县崇义里因地名县亦为相应，因为地盘本来叫崇义里，所以县名就叫崇义。这个逻辑很朴素，像是从地上捡了个名字。但疏里还有一句话把这层朴素捅破了：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崇义二字既是地理记忆也是治理宣言，它告诉山民：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化外之民，你们是崇义之民，要崇尚礼义。这个名字好就好在它不叫平贼县不叫镇山县不叫安边县，那些名字杀气太重，写在匾上不好看，写进史书也不好听。崇义温和体面，像一位塾师给顽童取的字，意思是你从前淘气我既往不咎，往后好好念书。可好好念书这件事也是要花钱的，学宫殿庑堂斋都在那八千两银子里。修学宫的钱跟修牢狱的钱是同一笔账里出来的，这事儿不能细想，细想就觉得滑稽：牢狱关人学宫教人，两者共用一批砖瓦共雇一班工匠共从三县百姓的口袋里掏银子。但历史就是这么干的，先用刀斧开道再用砖瓦砌墙，再用学宫里的诵读声把墙里的日子填满，填满了就叫久安长治。

说到底，所谓崇义不是一纸圣旨带来的，它是一群人用恐惧算计劳役税粮书声和炊烟共同堆出来的。堆的时候没人觉得这是礼义冠裳，大家只觉得累觉得贵觉得这城墙怎么他娘的修了这么久。但修完了住进去了日子过下去了，后人翻方志翻到这一页就会写：某年某月设崇义县治横水。至于那些被编充隘夫的人，那些被写进通贼名册的人，那些在包工论价里被省掉几钱银子的土工，方志里不会写他们。但城墙是他们夯的，街道是他们铺的，学宫的第一块砖是他们砌的。历史有时候很势利，只记得给县取名的人，不记得搬砖的人。可要是站在横水河畔把手按在土城墙上，能摸到的多半还是他们的手印。土城早就没了，手印也没了，但那个逻辑还在：先扎篱笆再盖房子，再教孩子念书，然后告诉孩子，这叫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