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地下的六朝繁华

“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日本诗人大沼枕山对六朝人物的激赏，其实也是对六朝文化的赞美。

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相继建都南京，史称“六朝”。六个朝代加在一起，时间也就300多年，却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文明。

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局部）

光芒四射的人物也层出不穷，从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到书圣王羲之、画圣顾恺之，乃至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说不尽的诗意浪漫，道不尽的魏晋风流。

虽然被许多人视为偏安王朝，六朝却给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承汉启唐、苟安一隅的六朝，有着怎样的社会特征、文化特色？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浓烈兴趣，来自东邻日本的考古研究者藤井康隆，多次来到南京和周边江南地区实地考察，试图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文物和陵墓考古发现的分析研究，勾勒出江南社会在六朝时期的文化共性和演变。

他的著作《中国江南六朝考古学研究》，在其博士论文《南北对比视野下中国江南六朝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增补而成，通过对深藏地下的陵墓和文物的扎实研究、细致考证，让湮没在岁月中的六朝文明逐渐清晰、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用考古丰富了历史图景。本书中译本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陵园的设计理念

王朝文化的缩影

对于江南六朝帝陵与世家大族墓葬，蒋赞初、罗宗真、王志高等考古学家都曾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不过，以往研究的重点多偏向于内部设施的形制结构和随葬器物。而本书作者的关注点则在于“陵寝”这个词所体现出来的，包括封土在内的陵墓内外所有设施的结构与布局及其背后的设计理念和思想体系。

他在本书第一编中，就墓室结构、墓内设施及外部设施的性质和意义展开探讨，通过对构成南北朝陵园空间的各种设施设计思想的分析，归纳出南北王朝在世界观上的异同。

南京栖霞狮子冲梁昭明太子与其生母丁贵嫔安宁陵发掘现场（许志强摄）

在礼制秩序下被规定得最为严格的帝后陵寝和宗室墓葬，可以说浓缩了一个王朝文化上的秩序规范与世界观。也就是说，一个王朝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可以通过其陵墓的设计理念体现出来。就魏晋南北朝而言，通过对比南朝、北朝的陵墓制度，南北制度文化上的本质性差异亦可因此得以揭示。

例如，通过对南北朝帝陵外部空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本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南朝帝陵，墓道非常简单，开凿在山体上，仅具通道的功能，封土也利用自然山体，形状并不规整。至少墓葬本体及其周围，并不具有表现陵墓的庄严和仪式的可视化场域。神道入口的石柱、阙门、石兽附近建置的陵前建筑，才应该是举行谒陵仪式的场所。从墓葬本体到神道口之间的距离、两者之间并无其他设施的迹象来看，墓葬本体与外部设施之间，祭祀仪式本身乃至活动线路，都无法明确看出实用上的一体性功能。

六朝帝王陵墓选址的基本原则

（左：丹阳胡桥仙塘湾鹤仙凹南齐帝陵；

右：南京尧化门老米荡梁萧伟墓）

与之相比，在北朝晚期帝陵中，墓室和墓道开放期间可能尚未夯筑封土，在举行丧葬仪式的同时，精美的壁画和墓道底部的装饰图案，对参加葬礼的各色人等有一种强烈的“展示”效果。也就是说，在北朝晚期帝陵的建设中，非常有意识地创造壮丽的礼仪空间，外部设施与长斜坡墓道， 然后一直到墓室，作为丧葬活动的场所和活动线路，构成了具有连续性意义的空间。

就南朝帝陵而言，作为丧葬行为的场域，墓葬本体与外部设施、陵园，在考虑其不同空间的功能与性质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其作为帝陵的整体构想，有必要在不同场域的实际功能之外，从其他的视角来赋予其意义。

丹阳三城巷梁文帝建陵神道石刻全景（王腾摄）

与南朝帝陵石兽、石柱、龟趺石碑组成的石刻群相比， 立于北朝帝陵神道两侧的则是官吏、武将形象的石人（翁仲），从其安置地点和种类的差异中，依然可以看出南北帝陵具有的不同的思想和理念背景。再者，陵墓的外观和丧葬礼仪是否具有对外的展示功能即“可视性”，也是表现两者特征的重要差异。

腰带上的装饰物

晋式金属带具

晋式金属带具是晋王朝独特样式的带具，出土于中国两晋（265—420）以及同时期周边地域的墓葬中。本书第二编集中考察了这种金属带具。

西晋带状金具复制品（原件藏于日本宫内厅）

作为资料较少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代表性实例，晋式金属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国一直将晋式金属带具作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服饰以及金银器工艺的一种实物。

它主要包括前部边缘呈弧状，后部边缘平直且透雕有龙虎形兽的变形长方形金属带扣、金属带头，以及透雕有芝草纹的銙。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帝陵出土晋式金带具（残件）

虽然现阶段仍难以阐明晋式金属带具上兽纹所具有的含义，但其表现的应是龙虎的图像。与汉镜上的“禽兽”像、南朝陵墓石兽一样，晋式金属带具上的兽同样是保护宇宙免遭不祥，维持其秩序正常运行，带给人们长寿、子孙繁盛、富裕的形象。在希望维持宇宙秩序、现世繁荣、生命永恒的思想下，形成了晋式金属带具整体的纹样与装饰图案，由此奠定了其制作规范，并被一直沿用下来。

可见，晋式金属带具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深受中国制度影响的文物。在传统思想下，带具的纹样、形态以及组合得以确立。

武汉熊家岭晋墓出土金属带具复原图

以往大多数有关晋式金属带具的研究只是单纯地对比了纹样属于写实或抽象的风格，并在单一的发展序列中考察各资料的先后关系。藤井康隆博士则着眼于晋式金属带具中的錾刻技法，探讨了晋式金属带具的变迁、制作类型与发展过程，阐明了各资料在编年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晋式金属带具存在多个谱系的情况。他整理的晋式金属带具制作的发展脉络，将成为探讨晋式金属带具形成、发展的背景和过程的基础。

上古神兽

潇洒恣肆六朝“龙”

在六朝时期，“龙”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器物之上。这一时代的雕刻、金银器、玉器等各类文物上均可见到“龙”，并且在墓葬壁画中也描绘有巨大的“龙”的画像，其形象极为丰富。

左：东晋张镇墓出土羽人骑龙金珰

（南京博物院藏）

右：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龙形金饰片

（山西省博物馆藏）

“龙”的形象的普及，以及在造型艺术上的成熟，是六朝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南北朝时期“龙”的图像是极为形象且精致的，而且还出现了为后代继承的“龙”的典型造型。汉代至三国时代“龙”的图像更多地呈现出古拙、简朴的特征。

藤井博士总结出，“龙”的造型发生急速变化始于两晋时代。晋代造型从汉代造型发展而来，在图像形态、细节表现等方面都更为精致、飘逸。

目前已大致明确了两晋以降“龙”形象经历的数次变迁。其基本图像大多源于汉代以来的传统，六朝时期其造型与表现手法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并且，在多样的地域、民族广泛交流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文物的地域性以及造型表现上的融合。

羽人戏龙砖印壁画

（丹阳胡桥吴家村南齐帝陵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中国“龙”的图像凝缩着由传统图案主题、造型所确立的基本图案形式与各地实例表现出的地域性，以及可称之为时代性的超越地域差异而广泛存在的图像主题与造型等各种各样的因素。

从“龙”图像的传播可以推定，六朝时期中国及其周边地域构成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圈、交流圈。还可确定的是，在具有各自地域性的不同地区内，往往广泛存在着具有相同特征的造型与表现手法。作者认为，在上述复杂文化形态结构的背后，存在着多元且相互交融的六朝时期中国地域社会的变迁。

日本研究古坟时代的专家日高慎先生特为《中国江南六朝考古学研究》撰写了书评：“本书基于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六朝考古成果及自身实地调查所获，从南北帝陵内外的空间结构、金属工艺的分析比较等方面切入，深刻描摹了六朝南方社会的演进轨迹。”

本书译者之一、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张学锋教授认为：“魏晋南北朝的考古资料非常丰富，或许‘只缘身在此山中’，有很多问题是中国学者难以意识到的。本书作者藤井康隆，作为外国学者，作为第三者，‘旁观者清’，看到了许多我们一时还看不到的东西。”

本书涉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南北分裂长达近400年、众多民族和地域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六朝虽然都是偏安政权，却给中国文化及国际秩序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书通过考古学研究，以简明精炼的语言和丰富的图片资料，揭示当时南北社会、文化的真实面貌，归纳南方尤其是江南的社会特征及其历史意义，为六朝历史文化信息添加了丰厚的一笔。

（文中大部分图片由张学锋老师提供，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