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90年：泸定桥勇士长眠苏州，昆山作曲家谱写长征交响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到了终点。90年过去，很多人以为长征只在雪山草地、只在湘赣川陕。可你知道吗，有个光着脚爬过泸定桥13根铁索的勇士，最后把家安在了苏州，葬在了苏州；而把这条远征路第一次完整写成交响乐的人，出生在昆山。

一个人用命走完了长征，一个人用音符把长征又走了一遍。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5月29日下午四点，大渡河。

泸定桥的桥板早被敌人拆光，只剩13根光溜溜的铁索，悬在咆哮的河面上，对岸是一排排枪口。红四团原本从二连挑了21个人组成夺桥突击队，名单里本来没有刘金山，他是三连的党支部书记。

这个不识字的江西赣县孤儿（小名叫“刘伢子”，8岁就给地主放牛），跑去跟政委杨成武请战：“我枪打得准，又会甩大刀！”不会写字，他就咬破手指，把血按在请战的旗子上表决心。组织最终被他打动，增补他进突击队，还让他当指导员，22名勇士，这才凑齐。

战斗打响，他腰里别满手榴弹、背后插着大刀，挂在晃晃悠悠的铁索上往前爬。敌人放火烧桥，铁索被烧得通红，他冲过去之后才发现，右手的皮肉和大刀的刀把粘在了一起，一扯就是一层皮。22个人，4个中弹掉进了大渡河，再没能上来；活下来的18个人，每人领到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本子、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那是当时红军能给出的最高奖赏。

此后他一路九死一生：长征里打腊子口，他带敢死队攀悬崖，被打断一根手指；抗战时白刃战肚子被刺穿、肠子流出来，他塞回去接着拼，是白求恩大夫用一截羊肠，替他换掉坏死的肠子，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黄土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那一仗，他也在主攻部队里。

就在刘金山爬铁索的同一年，1935年，24岁的丁善德正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读书（1928年考入、1935年毕业），指尖下是肖邦，是琴房，是另一个世界。

丁善德1911年生在江苏昆山，自学过二胡、笛子、琵琶，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个录制唱片的钢琴家，还当过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他没爬过雪山，也没听过枪声。但二十多年后，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

1958年春天，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号召上海的音乐家写革命历史题材，说了句很重的话：“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每一块浮雕，都是一部交响乐的题材。”47岁的丁善德当场接下了长征这个题。他不是关在书房里凭空写，而是真的背起行囊，去重走了一遍长征路。

1958年10月，他和施咏康、黎英海两位音乐家一起，跑到江西瑞金、井冈山，贵州遵义，再到四川、陕西，和老红军同吃同住。他做了大量“笨功夫”：有长征遗迹的地方一定走到，听当过司号员的老红军唱冲锋号，听人家哼一句“哆咪嗦”，就赶紧用简谱记下来；他还记下了西南的山歌、各民族的曲调。

几年磨一剑。1962年5月，第三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黄贻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首演了《长征交响曲》，这是中国第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大型管弦乐作品，总谱1964年正式出版。

这里要给你说准确：它一共是五个乐章，不是四个：

1. 《踏上征途》：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混着西南山歌，写红军告别苏区；

2. 《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融进苗、彝、藏等民族音乐，写一路的军民情、民族情；

3. 《飞夺泸定桥》：定音鼓像枪炮，铜管像号角，弦乐一遍遍往上爬，像极了人抓着铁索一寸寸往前挪；

4. 《翻雪山，过草地》：用印象派的笔法写风雪、写沉重的脚步、写啃牛皮充饥；

5. 《胜利会师》：陕北民歌一起，三军终于在黄土坡上抱在一起。

（丁善德本来还想单独写一章《遵义会议》，反复掂量后放弃了，理由很实在：会议太抽象，怕音乐讲不好，反而拖累整部作品。）

丁善德

你听第三乐章时完全可以这么想：这是昆山书生丁善德，隔着二十多年的枪林弹雨，替没能爬完那13根铁索的4个战友、替刘金山们，写下的一封长信。这部作品后来走出国门，多个乐团演奏、录了五个版本的唱片，一度是欧洲最畅销的中国唱片之一；他的外孙、著名指挥家余隆，1994年还在捷克指挥录制过它。

打完仗，刘金山的选择，比他在战场上更让人动容。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想安排他进军委，他说自己没文化，几次婉拒，主动要求去小地方、去工厂农村。1955年授衔，少将名单上有他，他连夜给组织写信，说自己“不够格”，请求降衔，最后只领了大校；1964年组织上又要提高老红军待遇，他再次主动要求降级。军委派人要给他写传记，他摆手：“战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要写，就写那些牺牲的战士。”

他离休后定居苏州，住的老房子墙壁斑驳、设施简陋，却从不让修，说“不是组织上统一修建，我不能搞特殊”。子女上学、工作、当兵，没一个沾过他的光，小女儿还去吴江农村插过队。他在自家院子里种菜、养花、挑粪，邻居说“赏菊不用去园林，上刘司令家看就行”，他得意地回一句：“代代相传嘛。”

1999年9月3日，就在共和国50周年国庆前一个月，这位91岁的老人在苏州病逝，安葬在苏州革命烈士陵园。墓碑上写着他是“正军级离休干部”，列着长征、平型关、黄土岭、辽沈……作战数百次。

还有一个动人的细节：当年中革军委奖给他的那支钢笔，他一个字都不识，却珍藏了一辈子。就在今年（2026年）国庆前后，他的家人把这支钢笔捐赠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90周年，这支笔从泸定桥出发，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陕北。

查资料时发现，长征与苏州有关系的极少，众所周知长征的几大主力：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路线都在中西部的崇山峻岭。

而苏州、昆山并不在长征的地理路线上，本地土生土长、又亲身走完二万五千里的红军，也极少。

苏南这片水网地带，真正的红色主场是后来的新四军：沙家浜、冲山突围、阳澄湖的“江抗”。

这恰恰是最打动我的地方：一座城市、一方人，参与一段伟大历史的方式，从来不只有“出现在现场”这一种。

苏州，接住了长征的“骨头”。一个爬过铁索、被白求恩救过、本该有资格躺在功劳簿上的人，把最平淡的晚年安在了姑苏的寻常巷陌，种菜、听新闻、不给子女打招呼，最后长眠在苏州的土地上。英雄没有被供在神坛，而是融进了人间烟火。

昆山，存下了长征的“回声”。一个穿长衫、弹肖邦的音乐家，替所有没到过现场的江南人，把瑞金、遵义、泸定、雪山、草地、吴起镇一个不落地走了一遍、听了一遍，再写成全世界都听得懂的五线谱。

而且苏州一直在认真地“讲”这件事。姑苏区三香路的苏州革命博物馆，2023年就办过“北上先锋——纪念长征胜利87周年”专题展，请来的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的女儿；馆里的基本陈列和巡展，常年在讲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故事。

要我说真正的英雄，是把“我”字放到最小的人。刘金山这辈子最动人的不是他多能打，而是他两次让衔、拒写传记、不让修房、不给子女安排工作，他总觉得，比起那4个掉进大渡河、连名字都没留下的战友，自己得到的太多了。

泸定桥纪念碑有22根石柱，如今只有5根能刻上姓名，其余17根只刻着两个字：“勇士”。记住英雄，更要记住“大多数英雄本就无名”。

长征从来不是一群“超人”的故事，而是普通人靠信念撑下来的故事。8岁放牛的孤儿、不识字的孤儿，能在火海里抓着烧红的铁索往前爬，靠的不是天赋，是“部队就是我的家”那口气。这比任何爽文都更能说明，人在认定一件值得的事时，能迸发出多大的劲。

丁善德的可贵，在于他没有“消费”长征，而是笨笨地走、老实地听。他本可以坐在上海的琴房里凭想象写，但他偏要去喝井冈山一天两顿的稀粥，去听老红军唱冲锋号。所有能打动人的宏大叙事，底下都是这种“到现场去”的笨功夫。今天我们做任何一件想立得住的事，道理也一样。

江南为什么要记长征？因为和平不是从这片土地上自己长出来的。我们站在平江路、走在玉山老街，看到的是评弹、是桂花、是房价和早高峰；可正是90年前有人在几千里外啃草根、攀铁索，才换来这份不必躲轰炸的寻常日子。记长征，不是记住仇恨和口号，是记住“今天的平常，曾经是别人的奢望”。

对我们普通人，“接着走”就是最好的纪念。刘金山晚年对来听故事的年轻人说过类似的话，桥是他们夺的，路要我们接着走。我们这代人的“铁索桥”，是把手头的工作做扎实、把小家经营好、在难的时候不趴下、在有人需要时肯搭把手。长征精神不必挂在嘴上，它就该落在每一个具体而认真的日子里。

一个人用双脚和大刀，把长征走成了胜利；

一个昆山人用钢琴和五线谱，把长征走成了永恒。

90年过去，大渡河的浪还在响，《飞夺泸定桥》的鼓声也还在响。

那支队伍其实从没走远，他们只是换了种方式，活在我们随手可得的安稳里，也活在每一个不肯轻言放弃的你我身上。

本文据权威党史资料及公开报道整理，谨以此文致敬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所有有名与无名的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