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近日，吉林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金洋在《刑事法学研究》辑刊撰文，对刑法参与社会治理进行分析。他对犯罪结构变化的判断以及反思，与多位知名专家的观察高度一致。
第一，犯罪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轻罪时代已然到来
金洋援引最高检数据指出，重刑率持续下降，轻罪案件占比不断上升。
这一判断与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在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给出更直观的数字一致：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不到55%至近年来已超过85%”，目前累积的轻微罪罪犯“总数至少在1000万人以上”。
北京师范大学卢建平教授同样指出，2012年以来“轻罪案件占比已超过80%”。金洋所论正是这一结构性变化的另一种表述。
第二，刑罚有期，附随后果却未必有期
金洋的核心追问是：刑罚执行完毕了，限制为什么还在？他指出，轻罪犯罪人“承受着与重罪犯罪人一般无二的附随后果”，法律层面至少十余部法律设有职业禁止，上百个禁止性规定散见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就此曾指出：其他法律法规对犯罪规定的终身性附随后果，“既与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不协调，也不符合宪法规定，缺乏合理性”。
第三，封存不是消灭犯罪记录，是给轻罪人员回归社会留一条路
金洋把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列为短期可走的措施，设想三年考验期后封存或消除记录。
周光权的判断更为紧迫：“轻微犯罪的犯罪记录如果不及时封存，已经刑满释放、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正常的求职、求学、生活会因此受阻，进而导致他们改过自新后复归社会变得很困难。”实务中已有盗窃犯出狱后“连当骑手送外卖都不行”，最终再次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例。
封存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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