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7分，一本读着读着要停下来平复心情的书

豆瓣上有读者说，这本书“比预料的更加令人伤感”，也有人称它是“小镇做题家的人生之书”，还有人看完后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对自己抱有同情之心，差距并非都是个人原因。”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然而，父母能够给予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资源、天赋、机会却不尽相同。

这份伤感来自迟来的理解：我们习以为常的说话方式、时间安排、兴趣培养，乃至面对老师和权威时的胆怯或从容，可能早已被家庭环境和社会阶层悄然塑造。

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深入不同阶层家庭，观察孩子如何生活、游戏，又如何与学校等社会机构相处，由此提出“协作培养”和“自然成长”两种育儿逻辑。

豆瓣网友对《不平等的童年》的部分评价

《不平等的童年》出版后，接连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家庭、文化、儿童与青少年等专业分会的重要奖项，并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认可。它指出童年差距不仅存在于收入和资源中，也藏在日常生活培养出的语言习惯与制度应对能力中。

一、会说话也是一种看不见的资本

亚历山大去看医生之前，母亲在车里提醒他：“你得想想要问医生什么问题了。你什么都可以问他。”亚历山大于是准备询问使用新除臭剂后腋下出现的肿块。

诊室中的提问与沉默，体现不同家庭训练出的制度应对方式。

这个细节浓缩了“协作培养”的关键：父母不仅替孩子解决问题，还训练孩子亲自表达、主动提问，并要求专业人士认真回应。

在亚历山大家，“总是能听到泉涌不息的说话声”，沉默只是话语之间短暂的停顿。父母和孩子讨论理由、交换意见，甚至容许他据理力争。

长久下来，孩子获得的不只是更大的词汇量，更是一种对自身意见的确信：他相信自己值得被倾听，也可以要求制度为自己的具体需要作出调整。语言由此成为一种不易被察觉的家庭资产。

影视剧《起跑线》截图

与之相比，哈罗德在家里更习惯于听从指令；面对医生时，他主要回答问题，很少主动发问。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智慧或表达能力，而是他没有被反复训练去把语言当作与权威协商的工具。

于是，同样进入诊室或课堂，有的孩子把规则看成可以讨论的安排，有的孩子却把规则看成只能接受的命令。这种细微差异不断累积，最终形成拉鲁所说的“优越感”与“局促感”。

二、站在孩子身后的“守护天使”

斯泰西第一次去新的体操班时，老师不断纠正她，仿佛“没有一个动作是对的”。母亲看到女儿不愉快，立即上前询问：“出了什么问题吗？”

在拉鲁笔下，中产阶级母亲常像“守护天使”一样盘旋在孩子身后：她们观察课堂、诊室和训练场，一旦孩子受到不合适的对待，便准备介入。

斯泰西的困难因此迅速变成了母亲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干预带来双重收益：孩子们开始指望得到这种个人化的待遇，并逐渐获得一套与公共机构互动的词汇和对公共机构的认识取向，这套词汇和取向都会在他们将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对他们有益。

影视剧《穆勒老师必须离开》截图

后来，当斯泰西没有进入天才班时，母亲没有把结果当成不可更改的专业判断，而是提醒老师们要注意她女儿那种慢热、仔细又井然有序的学习风格，最终让女儿进入了天才班。

拉鲁把这种能力称作文化资本。它不只存在于书本知识、艺术修养或一纸文凭中，也体现为一个人能否看懂制度、找到负责人、提出异议，并坚持让规则回应自己的需要。

三、一个四年级还不会阅读的女孩

温迪已经读到四年级，却仍不能顺利阅读一年级的书。她的母亲并非漠不关心：温迪三年级时，她曾每周花20美元请家庭教师，为了省下这笔钱，她只好步行上班。但在学校面前，她始终担心自己“莽撞行事”，宁愿等待老师告诉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学校的处理程序又极其繁复：一次特殊教育评估需要多轮干预和审核，每个阶段都可能耗费数十天；温迪三年级的材料还被疏漏，只能在四年级重新开始。

面对这个被体制耽误的孩子，老师却对母亲说，如果两人互换位置，他早就在老师“头上猛敲一下”了。老师是在建议德赖弗女士要用协作培养的方法来对待她女儿的教育：她应该积极地监控、批评、甚至纠缠教育工作者，而不仅仅是跟从专业人士的建议。

他把温迪现在之所以面临困境的大部分责任都从这些专家决策人员的身上转移到了她的妈妈身上，暗示说，如果德赖弗女士从一开始就采取协作培养的方式，温迪的阅读缺陷就根本不会“被允许”持续下去。

电影《阿曼德》截图

温迪的母亲能够强硬地对待房东和有线电视公司，却缺少与学校交涉所需的专业词汇，也害怕自己的判断出错，于是被学校教职工的专业技能与权威吓倒了，面对教育工作者她并没有作出类似的要求。

例如，她没有（在三年级时）给学校施压让他们更快地审阅温迪的情况，没有（在四年级时）敦促学校把温迪安排到全日制的特殊教育班，也没有（在四年级结束时）坚持让温迪留级。

相反，她只是一味地担心着、焦虑着、等待着并盼望知道“校方”下一步会做什么。

四、当“为你好”变成窒息的控制

拉鲁并没有把中产阶级家庭描绘成育儿的标准答案。在“跑偏了的协作培养”一章中，她观察了四年级女孩梅勒妮一家。

父亲拥有硕士学位，是企业管理人员；母亲受过大专教育，在教会做秘书。家里经济稳定，父母关心教育，也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信息帮助孩子。然而，梅勒妮仍然学习困难、害怕上学，有时甚至假装生病来逃避学校。

问题最集中地爆发在家庭作业上。母亲每天陪梅勒妮做题，为拼写单词制作卡片，开车时也带着她练习。一个星期天，父女二人连续做了四个小时作业；平日里，母女则常常在餐桌旁陷入漫长的拉锯。

梅勒妮不断说“太难了”，母亲却认为她只是没有集中注意力。做除法题时，母亲找来硬币帮助演算，又一次次打断女儿、纠正步骤，甚至擦掉她写下的答案。四十五分钟后，梅勒妮满脸通红，几乎要哭出来。

影视剧《小舍得》截图

母亲的投入不可谓不多，但这些帮助没有提高女儿的学习热情，反而变成了母女之间的对抗。与此同时，她把大量精力放在保护女儿的自信、批评老师的评分和作业上，却迟迟没有及时进行学习能力障碍测试，也没有主动联系已经辅导女儿两年的阅读专家。

拉鲁打破了许多人“资源越多，育儿就越成功”的想象。协作培养可以让孩子得到更多关注，也可能使孩子失去独立尝试和承受挫折的空间。父母越焦虑，越想替孩子排除失败，孩子有时反而越相信自己无法独立完成任务。

拉鲁因此提醒我们：中产阶级家庭不仅生产自信、善于表达的孩子，也可能生产被安排、监督和期待压得疲惫不堪的孩子。资源能够提供优势，却不能保证幸福，更不能保证优势一定会被成功地传递下去。

五、社会地位的力量和局限性

在最后一章中，拉鲁指出，协作培养让孩子参加体育、音乐和夏令营，学会表达自己、面对陌生人，也懂得怎样在组织中争取机会；但它同样让家庭生活变得紧张。父母忙于接送和协调日程，孩子在活动之间奔波，所有人都可能疲惫不堪。父母越重视孩子的意见，孩子也越可能不断争辩、抱怨，甚至把成年人围绕自己运转视为理所当然。

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拥有另一套能力。他们能够自己安排时间、发明游戏、处理同伴冲突，很少需要成年人替自己寻找乐趣。他们与兄弟姐妹、表亲和大家庭联系紧密，也更懂得服从、克制和照顾别人。这些都是真实而重要的生活能力，不能因为它们没有出现在课程表和获奖证书上，就被视为毫无价值。

电影《十月的天空》截图

问题出现在孩子离开家庭、进入学校、医院和职场之后。一个能独立消磨整个下午的孩子，未必能因此获得更高的考试成绩；一个尊敬成年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孩子，也可能被老师误认为缺少主动性。相反，会直视陌生人、主动发问、要求特殊照顾的孩子，更容易得到制度的回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天赋和选择，阶层并不能决定所有事情；但我们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而出生的家庭又确实影响了我们获得机会的方式。承认这一点，不是放弃努力，而是不再把所有挫折都解释为个人失败。我们可以继续学习那些从前没有人教过的规则，同时也不必否定自己原来拥有的能力。

六、故事中的孩子后来怎样了？

完成最初的家庭观察约十年后，拉鲁重新找到了全部12名孩子。此时他们已经十九、二十岁。又过了十年，她再次追踪这些接近三十岁的年轻人。童年时代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别，已经逐渐变成不同的人生道路。

小时候在母亲鼓励下主动向医生提问的亚历山大，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项目，取得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三十岁时已经成为医生。斯泰西从体操转向篮球，凭体育奖学金进入马里兰大学，后来又取得博士学位，成为大学行政人员。

童年时期就深受学习困难困扰的梅勒妮，短暂进入社区大学后退学。父母随后支付八千多美元，送她就读美容学校，她后来成为一名发型师。协作培养可以不断提供退路，却无法替孩子消除所有困难。

哈罗德的经历则更令人难过。他曾是很有天赋的篮球少年，却没有进入高中校队。失去这条道路后，他从十几岁起就在餐馆工作，并在毕业前六周退学。二十岁时，他每天换乘四趟公交车、花费两小时去郊区餐馆上班；到三十岁时，他仍没有取得高中学历，开始靠贩卖毒品挣钱，已有一个女儿。

那个四年级仍无法顺利阅读一年级课本的温迪，后来嫁给一名海军军人，成为两个孩子的全职母亲。拉鲁没有把这些人生写成简单的励志故事或失败案例，她真正想说明的是：童年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却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这本书是否让你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你的童年更接近“协作培养”还是“自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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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

考察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

说明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

标识出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如何影响教育方式

-End-

观点资料来源：

《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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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无法划定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