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天津丨这个村，为何30多种方言120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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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津云）

津味儿，是个什么味儿⑲

撰文 | 蒋丽莉

“一家有事百家帮。”

这样的邻里相处方式，在不少传统村落并不陌生。几代人住在一起，亲缘交织，谁家有事，大家搭把手，本就是日子的一部分。

可在天津滨海新区太平镇东升村，这句话有不一样的分量。

这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子，有120个姓。很多人原本来自不同地方，彼此没有血缘关系。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靠宗族一点点繁衍起来的老村，而是一个在上世纪50年代垦荒中形成的“新村”。

一

东升村76岁的退休村会计郝玉江家里，还留着几本泛黄的村民户口簿和人口统计表。一页页翻下去，张、王、刘、李之外，还有司、只、门、巴这些并不常见的姓。

如今，东升村一共有120个姓，被称为“百家姓村”。这么多不同姓氏的人，最早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这得从1956年说起。那一年，一批来自原河北省沧州专区黄骅、故城、阜城三县的年轻人，响应垦荒造田、增加粮食产量的号召，来到这里并组成垦荒队，他们面前，是一片临近子牙新河的盐碱荒滩。

年轻人有的是力气，也有的是干劲儿。挖渠、引水、改土、种稻，一群人一锹一锹干起来。当年，全村收了近30万公斤稻子。说起这段往事，如今89岁的杨秀廷，最忘不了的还是那份自豪。

地里有了收成，人也慢慢扎下了根。有人在这里成家，后来又不断有外来人口迁入。如今，村里人来自全国11个省的58个县。

人多了，姓多了，口音自然也多了。村里能听到30多种方言，不少年长的村民也会说天津话。除了姓氏和语言，来自五湖四海的村民也把不同的地域饮食习惯带到了村子里：黄骅人吃饭多鱼虾，四川人爱吃辣，山西人吃饭爱放醋……几十年过去，不同的饮食习惯也相互影响，不断融合。

东升村党总支书记王新说，村里一直有“一家有事百家帮”的传统，平时谁家遇上点事，邻里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这种往来更热闹。

这样的故事放在天津，并不显得突兀。河海交汇、商旅往来，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把各自的口音、习惯带了进来。天津文化里的那份包容，不只是“接纳不同”，更是在长久相处中，把不同慢慢过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日常。

二

今年中秋，夜色一落，东升村的锣鼓声又响了。

锣鼓声中，金色长龙就在人群前舞开了。时而盘旋昂首，时而穿梭疾驰，龙头一抬，孩子们跟着仰起脸。村民们围在一旁，掌声、笑声一阵接着一阵。

这样的热闹，在东升村已经延续了70年。

最早把火龙舞起来的，正是当年的垦荒队员。那时候生活虽然艰苦，逢年过节也得热闹热闹。于是，以赵立清为首的一群文艺爱好者，自发组建起火龙舞队。没有现成的龙，就自己做。竹片用火烘烤弯成龙骨，用白布做成龙皮，再画上龙鳞。第一条火龙，就是这样一点点“攒”出来的。

第二代传承人崔国林原本就在第一代火龙舞队里打鼓。觉得龙头太大、舞起来费劲，他就把龙头改小，又做出领舞火球。再往后，LED灯装进龙身，龙嘴还能喷出火焰。

火龙舞也从当年的节庆热闹，慢慢成了东升村几代人生活的一部分。2019年，东升村火龙舞被列入滨海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这支50人左右的舞龙队平均年龄只有18岁，最小的12岁，最大的26岁。

天津的民俗，就带着这样的生龙活虎劲儿。听大戏、舞龙、看热闹，未必多么精致讲究，却总和团聚、盼好日子连在一起。热闹不是摆给别人看的，它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三

民俗能走得远，靠的不是一直守着老样子，而是既有自己的来处，也总能在新的生活里找到新表达。

到了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这种变化，最直观地写在了稻田里。金秋时节，登上观景台，大片水稻由青转黄，沉甸甸的稻穗随风起伏。今年，“科创赋能 智绘未来”几个大字被彩稻“写”进田野，机器人、AI等元素也融进巨幅稻田画。远处村舍错落，近处稻浪翻涌、荷塘相伴，观光小火车缓缓穿过。丰收的喜悦，就这样有了新的表达。

2022年，会馆村第一次在田里“画”出“会馆小站稻欢迎您”，路人停车拍照，游客闻讯而来。后来，观景台、栈道、小火车、农耕研学也跟着有了。一片老稻田，就这样长出了新风景。

小站稻，带来的不只是丰收和风景。不久前，小站镇周公祠金秋民俗庙会一连办了三天。河北梆子一开腔，戏台前便围上了人；高跷在人群中穿行，杂技一亮相，孩子们笑闹着看，大人举起手机拍，台上台下都是热闹。这样的庙会，小站镇春秋两季都会办。

围着一粒米长出来的民俗，当然不只有庙会。

稻秧扎根以后，人们要在秧田里徒手除草、提稗子等中耕作业，这道农活叫“挠秧”。挠秧讲究仔细，如果只顾赶趟，就容易漏草。于是，负责查看、补漏的人领唱，大家跟着应和，用号子稳住节奏，也给田间添些精气神和乐趣。一人唱，众人和，唱词也很灵活。眼前有什么、心里想什么，都能编进号子里。“日出东方啊，响晴的天啊……远近闻名啊，小站稻……”老调子一代代传下来，新的生活也不断被唱进去。

采访时，60岁的郑加林说着说着，也哼起了挠秧号子。这个土生土长的会馆村人，已经当了18年村书记。他说，村里今年种着630亩小站稻，还要继续完善种植、加工、文旅产业链，让游客愿意来，也让村民从这片稻田里得到更多实惠。

前不久的丰收节上，这份喜悦又有了新的表达。村歌《会馆绘丰年》唱起来，“斗米区”各展位同时蒸米，米香扑面，有人端着碗挨个品，另一边是米乳、米酒、米糕……一粒米在精加工的创新中又变出几十种花样。

这样有性情的村庄，天津还有不少。黄崖关村有长城留下的戍边印记，西井峪有石墙、石巷形成的山村风貌，隆福寺村保留着满族民居、节俗和待客习惯，小穿芳峪则把诗书传统融进今天的村庄生活……村庄不同，留下来的文化也各有来处。这些不同，让津派文化有了丰富的层次，也让民俗不只是历史留下来的“标本”。

民俗真正的生命力，不是因为它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而是因为它始终有能力进入新的生活。天津民俗的可贵，也正在这种能力里：既能接住时代的新变化，又能让这些变化成为新的文化表达。

一座城市的文化厚度，也正是在这样的承接、转化和生长中形成的——传统没有停在过去，新的生活也没有失去来处。能在变化中不断生成新的内容，又始终保有自己的性情，这或许正是“津味儿”最耐人寻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