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0岁法国华侨表示，中国目前的生活水平相当于法国70年代

一位70岁法国华侨表示，中国目前的生活水平相当于法国70年代

我叫叶向阳，三十六岁，浙江青田人，在县城开一家小饭馆，四十张桌子，卖本地菜。开饭馆之外，我这两年干了一件不算营生的事：拍短视频。账号叫“侨乡叶话”，专拍我们青田的归国华侨——我们这个县，五六十万人口，在国外的是三十几万，欧洲一多半国家的唐人街上，都能碰到说青田话的老乡。这些人在外面四十年五十年，老了，一个个回来了。我架个手机，让他们对着镜头讲讲在外面的一辈子。两年拍了四十个人，第四十一个，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位，叶汉洲，七十岁，法国回来的。他进我店里吃饭那天是今年三月，一个瘦高的老头，穿一件旧的呢子外套，头发梳得整齐，坐下来点了三样菜：田鱼、山粉饺、一盘炒螺蛳。菜上来，他吃了几筷子，忽然停下，看着窗外。

窗外是我们县城最普通的一条街：外卖电动车呼呼地穿，快递小哥拎着纸箱跑，对面工地上塔吊在转。他看了很久，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在我那期视频的评论区吵翻了，几千条评论，骂他的和挺他的，一半对一半。他说：

“小伙子，中国现在的生活水平，相当于法国七十年代。”

我先声明：我当时是笑了一声的。我这三年拍侨乡，听归国老人讲话听了几百个钟头，各种说法都有，有说中国好得不敢认的，有说外国月亮圆的。叶汉洲这句，属于最扎耳的那种。我是做自媒体的，本能地兴奋——这种话有流量。但我也是青田长大的，感情上过不去。我把他的账结了，搬了张凳子坐他桌对面，说：阿公，你这话，我得跟你抬个杠。

他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说：“好啊。你抬。”

后来我们抬了整整四个月的杠。这四个月里我在他身上下得功夫，比我拍前四十个加起来都多。今天我把这四个月原原本本写下来，谁对谁错，我不下结论，我只把两边的话都摆齐。写完你自己看。

先讲他这个人。

叶汉洲，一九五六年生，方山乡人，家里七兄弟姐妹，他行三。他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拉扯七张嘴，他小学没念完就下田。一九七六年，他二十岁，他舅舅从法国回来了——他舅舅是一九四几年就出去的“老法国”，那次回来穿着呢大衣，兜里揣着外汇券，在村里起了一栋三层的石头房。全村人去看。叶汉洲跟我说，他站在那栋房子跟前，站了一下午，回去跟他妈说：妈，我要出去。

出去的路不是路。七六年那会儿，出国没有门，他舅舅把他“带”了出去，具体的走法他跟我讲过，讲得很淡，说“坐了船，坐了车，办了些手续，中间不讲了”，中间那一段，他一辈子只跟他老伴讲过。总之一九七六年冬天，他到了巴黎。

所以你注意，这个人，是亲眼见过七十年代的法国的。他这句话不是从书上抄的，是他拿眼睛量的。

他到巴黎的头几年，在他的记忆里是这样的：在舅舅帮衬下，先进了一家制革厂，后进餐馆，洗碗、打杂、掌勺。他给我讲七十年代末的巴黎，讲得极细，我把他讲的记在这里，你们自己咂摸：

那时候，他打工的餐馆，正式工一个月的工资，是四千多法郎。雷诺5，法国满街的小车，新车一万法郎上下——一个洗碗工，攒两年多，能买一辆新车。他说他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洗碗的人也开得起车，后来懂了，那不是他攒钱的本事大，是那个国家的工资和物价，就那么咬合着。工人一周干四十个钟头，加班老板要付百分之一百五，星期天干活，双倍再往上。每年，带薪假四周，餐馆歇业两周，全店的人去海边——他是洗碗的，也去，地中海边上，住家庭旅馆，一天一个法郎的葡萄酒。看病，绿卡一刷，几乎不用自己掏。老了，养老金按时到，没有人养儿防老这一说。他跟我说过一个画面，我印象极深：一九七八年夏天，他跟着店里去南部度假，傍晚他坐在海边，看见一群法国工人——就是码头扛包的、工厂拧螺丝的，光着膀子在海里打水仗，他们的老婆孩子在沙滩上摆冷餐，葡萄酒镇在海里，一直玩到天黑。他说：“我那时候二十来岁，我在海边坐着，忽然想哭。我想起我妈，在方山的田里，五十三岁，背已经弯了。”

他说：“那年头我就想通一件事：一个国家好不好，不看它有多少大楼，看它的扛包的，一年能不能去一趟海边。”

一九七九年，他回乡结了婚，老婆是邻村的，叫陈菊。八五年，他把老婆和五岁的儿子办了出去。之后是三十年：两口子在巴黎，从打工到自己开店，一九九三年，在美丽城盘下一家小餐馆，取名“长城饭店”，十二张桌子。老婆收银，他掌勺，一开二十九年。钱挣的是辛苦钱，但按他的话讲，“到了九几年，我们家的日子，就已经把法国七十年代的日子，过成平常日子了”：一年歇业一个月，夏天带儿子回国，冬天去滑雪。儿子叶明，法国生的算不上，五岁去的，可是念的法国学校，中文一年比一年差，到十几岁，跟爸妈说话，法语夹青田话，后来连青田话也丢了，只剩法语。一九九八年，叶明十六岁，有一天在餐馆里跟他爸说：Baba，以后我不要这个店。

叶汉洲跟我说到这里，停了很久。他说：“我那时候在炒菜，我听到这句话，手没有停。法国人说，LA VIE COMME ELLE VIENT，日子来了就接着。我接着炒。我心里晓得，我的儿子，从那一天起，是法国人了。”

叶明后来读了书，做了工程师，在里昂，一年回巴黎看他们两次。二〇二二年，陈菊走了，肺上的病。走了以后，葬在巴黎，是叶明安排的，墓地、仪式，全是法国的那一套，叶汉洲没有插上话——不是儿子霸道，是他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那套事，他不懂。他在葬礼上站在第一排，全程听不太懂神父在讲什么。他说：“我老婆的葬礼，我像个客人。”

之后三年，他一个人在巴黎过。餐馆二〇二三年盘掉了。他住在巴黎十九区的公寓里，每天的日子：早上买菜，中午自己做，下午去公园坐着，晚上看电视，看不懂——法国电视里的辩论节目，语速快，议题他跟不上了。他跟我说了一句，我记到今天：“我在法国四十七年，我到最后才明白，我会讲法语，会炒法国人的菜，会交法国的税，可我一辈子是个客人。客人做久了，人会空的。”

他有法国的养老金，数目不小，他在巴黎的晚年，从钱上讲，什么都不缺。二〇二四年秋天，他办了手续，一个人回了青田，在方山脚下的老宅基上，起了房子，定居了。他跟我讲回来的理由，只有一句：“我老婆想回青田住，念了一辈子，没住成。我回来，替她住。”

好，人物讲完了，现在回到那句话，回到我们抬杠的第一回合。

那天在我店里，我听完他“法国七十年代”的说法，我是这么抬的。我说：阿公，我给你报几个数。你走的年头，青田到温州的公路，一下雨就断；现在我送你去高铁站，四十分钟到温州，一小时五十分钟到杭州，这个速度，巴黎的TGV比不了价钱，法国七十年代更没有。你看看窗外，外卖小哥，一单三十分钟送到乡下；我昨天寄东西去上海，今天到。我去县医院看我姑，新大楼，进口的机器，专家号手机上抢。我上个月办营业执照，手机上点一点，一天办结，没送一根烟。我们村的低保户，房子政府给修的，光伏板装到屋顶。我三十六岁，我平常用的一部手机扫遍中国，我一个饭馆老板，去年带我妈去了一趟北京，来回高铁，住宿手机定，全程没摸过一次现金。阿公，法国七十年代，有哪一样比得上这个？

他听完，没有反驳我一条。他说：“你讲的都是真的。我在法国看新闻，这些我晓得。你们的高铁，你们的手机，你们的快递，比法国的今天都好，不要讲七十年代。”

我说那你凭什么讲我们是七十年代？

他说：“你先别急。我问你几个事，你照实答我。”

他问：你们外卖的小哥，一天跑几个钟头？我说，十个钟头往上。他说：一个月歇几天？我说：看他自己，想多挣就少歇。他说：闯红灯的那个，撞了算哪个的？我没答上来。他说：我在法国的时候，七十年代，餐馆的打工仔，也是一天十来个钟头——所以你晓得吗，你们现在的“拼”，跟法国七十年代的“拼”，是差不多水平的拼。这一点，你讲你们是七十年代，我没有讲错。

他接着问：你店里的伙计，一个月工钱多少？一个月休几天？病了怎么办？我照实答：一个月四千五，休两天，病了自己扛，没有哪个给他扛。他说：法国一九七〇年，餐馆伙计，一个月休四天，病了，社会保险付他工钱的九成，看病基本不要钱。他说：向阳，我不是讲你克扣，我是讲，你的伙计靠他自己硬扛的那一部分，法国人一九七〇年就不硬扛了。这一条，算不算生活水平？

他又问：方山村里，跟我同辈的老头老太，养老金一个月多少？我说：城乡居民的，两三百块的有。他点头，说：法国一九七五年的最低养老金，换成现在的钱，一个月一千多欧。他说：我不是拿这个笑话谁。我是讲，我回青田十个月了，我看到的老人家，七八十岁，还在种菜卖菜、带孙子、下田。我看到他们，我就想到法国七十年代我看到的退休老头，他们坐在广场边上喂鸽子、玩滚球，下午四点，回家喝一杯。他说：一个社会对老人的态度，是这个社会的“生活水平”藏得最深的那一层。你们的东西到了二〇二六年，你们的老人家，有一部分还在一九七六年——就是我出国的那个年头。

那天这一场，我没赢。但是我没服。我跟他说：阿公，你只看了你选的那几样。你跟我走一趟，我给你看几样别的。

第二个礼拜，我拉着他走了一天。早上，我陪他去县医院——他前期体检，我挂的号。新住院大楼，电梯六部，抽血叫号，缴费机器上刷身份证。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说话。中午，我带他去政务服务大厅，替我姑妈问一个低保的事，取号、窗口、一次性告知单，前后二十分钟。他站在大厅里看那些办事的人，也没说话。下午，我带他去我们村，高速公路出入口边上的那个村：村里的路是柏油的，路灯是太阳能的，家家门口有分类垃圾桶，快递直接送到村口的小卖部。我姑父七十了，骑电动三轮，载我们去他家：三层楼，儿子给装的电梯——一个农民家的三层小楼，装了电梯。我姑父跟我说：向阳，跟阿公讲讲，我这个高血压，前年装的起搏器，医保报了六成，自己出一万一。我讲的时候，叶汉洲坐在姑父家的椅子上，慢慢地喝着茶，听完了，问了我姑父一句：“老哥，夜里你一个人走夜路，怕不怕？”我姑父哈哈大笑：“怕什么！我们这里，夜里两点走路上厕所都不怕！”

叶汉洲点点头，转过头来跟我说了一句：“这一条，法国七十年代就没有，今天也没有。”他顿了顿，说：“巴黎七十年代，我们家餐馆一年被撬三回。今天巴黎，你手机在地铁上掏出来，要捏在手心里用。你们这里，治安这一条，不要讲七十年代，讲现在，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

那天送他回去的路上，两个人在车里都很沉默。到了他家门口，他要下车了，跟我说：“向阳，你今天带我看的东西，我都记下了，都是真的。我上回讲的那句话，也有一半是真的。我们两个，一人一半真话，凑不成一句整话。这事情要紧的，是把两半拼起来的那道缝。”

好，杠抬到这里，还只是“观点”。真正让我把这个老头放在心上的，是后面两件事。头一件，是孙子的那一趟。

今年七月，叶明带着儿子Lucas回青田住了两个礼拜。这事本身是个奇迹——叶汉洲跟我说，孙子十六岁，长这么大，头一回踏上青田的地。之前父子爷孙的来往，一年一个电话，生日一条短信。头几天，爷孙俩没法讲话，Lucas的中文是零，靠翻译软件，一句一句地在饭桌上翻译，翻译出来的句子驴唇不对马嘴，一桌人尴尬地笑。转机出在第三天。

那天下午，我在店里，叶汉洲带Lucas进来吃饭。老头跟我说：带他来试试，你店里的东西，能不能留住这个法国小子。我上了田鱼、麦饼、杨梅酒。Lucas吃田鱼吃得眼睛都直了——巴黎长大的孩子，没见过带鳞焖烧、连骨带刺这么香的鱼。吃完饭，爷孙俩坐在我店门口，我听见老头慢吞吞地跟孙子讲，指着街对面：这个快递柜，你妈妈在里昂，收包裹要三天；这里，今天下午买，明天早上到你手里。那天晚上，Lucas头一回自己扫了码，叫了一杯奶茶，十五分钟送到，他捧着那杯奶茶，像捧着一个未来。

真正的戏在后面几天。叶汉洲带着孙子去方山，看他的老宅基，看他母亲坟，看村里那栋他舅舅一九七六年起的石头房——房子还在，空着，墙缝里长了草。他跟孙子讲：这栋房子，是我这辈子出门的原因。Lucas听不懂，老头就用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打。打到后来，翻译软件翻不动青田话了，老头急了，反过来用他三十年没怎么用过的法语，一句一句跟孙子讲。我后来问Lucas（用我半吊子英语加比划），你听懂了什么。十六岁的法国小孩想了半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找人翻译过来的：

“爷爷说，他二十岁离开这里，去了法国，花了一辈子，把法国变成了家；可是法国一直没把他当成家里人。现在他回来了，因为这里，不用他把家‘变成’，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家。他还说，他最后悔的事，是把爸爸弄丢了——一半在法国，一半在这里，哪里都不是完整的。”

两个礼拜以后，叶明和Lucas要回法国了。走的前一天晚上，叶明一个人到我店里来，坐了两个钟头。他跟我讲：这些年，他一直觉得他爸是个怪人，不肯融入、不肯歇、把餐馆开到七十岁、卖掉以后忽然跑回中国，他觉得他爸是“活在过去”。这一次回来，他开车带着他爸从青田去了一趟温州机场接人——四十分钟的高速，他爸一路上给他讲：这条路，一九七六年我挑着担子走，要走两天。他讲到一半，叶明说他忽然就明白了：他爸不是活在过去，他爸的“过去”，跟他脚底下这条高速，是同一条路，一头挑担，一头飞驰。他爸这一生，就是这条路不变，从扁担，变到了TGV，他自己就是这条路上的一块石头。”

叶明临走给我留了一句话，让我以后他爸要是再讲什么“法国七十年代”，别跟他抬杠，听他讲完。他说：“他讲那个话，不是在比。他是在用他这辈子唯一会用的那把尺子——他的记忆——量他的故乡。量出来多少是多少。他不是法国的尺子，也不是中国的尺子，是叶汉洲的尺子。”

现在讲最后那件事，也是这四个月的收梢。

九月里，我要做他那一期的视频了。拍之前，我提了一个条件：阿公，上回你在我店里讲的那句话，评论区吵了几千条，骂你的讲你唱衰，挺你的讲你清醒。这一期，我把两边的都给你摆出来，你自己收个尾，想好了再上镜。

九月二十号，下午，他坐在我店里那个靠窗的老位置。机器架好了，红灯亮了。他先讲了他的一辈子，从方山的田讲到美丽城的餐馆，四十分钟。讲到最后，我问他：阿公，最后收个尾——你现在还讲不讲，中国现在的生活水平，相当于法国七十年代？

他对着镜头，坐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段话，我一个字没剪，原样放在这里：

“我今年七十岁。这句话，我今年三月在你店里讲过，今天我把它拆开，重新装一遍。”

“中国的东西，我看清楚了，比法国的今天都好：车、路、手机、快递、医院、办事。这些是‘生活水平’的骨头，这一块，你们早就过了一九七六年的法国，不要讲七十年代，讲话要讲良心。”

“可是‘生活水平’这三个字，里头还有肉。肉是什么：是扛包的人一年去得起海边；是洗碗的人病了敢躺下；是老人家不用儿女给脸色的钱；是伙计一个月歇得起四天；是人不慌。这一块肉，我拿四十七年前的法国比今天，我看到的，这里还在长。不是没有长，是在长，长得不算慢——我七六年离开的时候，这里是零，今天不是零了，今天的老人家有的养老金，我妈当年一分都没有。我说它是‘七十年代’，说的是它长到哪一站了，不是说它没在长。这个话，两边的人都要听全。”

“我最后还有一句。我孙子Lucas回国以前，我问过他一句话：青田和巴黎，哪个好？他想了半天，回答我：各有各的好，巴黎教他慢，青田教他快。我说不对，孙子，再想。他最后憋出来一句：巴黎的人，日子过给日子看；这里的人，日子过给日子拼。他说他讲不清哪个对。我今年七十岁，我也讲不清。我只晓得，我二十岁那年离开这里，是想来这里的人过上我舅舅描述的法国日子；现在我七十岁回来，我看见你们把那个日子的‘东西’全挣到了，正在挣那个日子的‘心’。这个东西，法国人也不是生来就有的，他们也是从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一步一步，挣到一九七〇年的。你们现在站的地方，那条河里的水，跟他们当年是同一条河，只是你们的船快。”

“所以小伙子，不要跟老人抬杠，也不要跟年轻人抬杠。生活水平这个东西，是一张答一辈子的卷子。我答了四十七年，交卷在法国，判卷的是我自己：及格，不圆满。你们的卷子还长，笔在你们手里。我只求你们一件事：拼的时候，记得当年是为什么拼的——不是为拼本身，是为了像我姆妈那样弯了背的人，也能有一天，坐在海边，把脚放进水里。”

红灯灭了。店里很静。我坐在机器后头，半天没动。老头拿起筷子，把他面前那碗炒螺蛳嗦完最后一颗，戴好帽子，跟我说：向阳，这期发出去，骂我的那拨，你替我回一句话——就讲：这个老头不是讲你们不行，这个老头是盼你们行，因为他是青田人。

那期视频我十月发的。评论区的架还在吵，但是我置顶了一条，是我自己的话：抬杠四个月，我认输一半。我带他看了高铁、医院、村口的路；他带我看了我店里伙计的两天休、外卖小哥的十个钟头、村里老人一个月两百块的养老金。他看的和我看的，是同一个青田。骂他的人没看见他看见的，骂中国的人没看见我看见的。两边都少看了一半，这个国家就永远吵不清。而吵不清的，恰恰是最要紧的：东西都起来了，怎么让人的日子，也从七十年代，一节一节，挂上这趟车。

现在讲讲他这个人如今的日子，收尾。

叶汉洲住在方山脚下的新房子里。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去山上走一圈，走到他母亲的坟前，拔一把草。回来吃早饭，粥，梅干菜。上午去县城，他报了老年大学，学画画——他说要画一张画：一九七六年他舅舅家那栋石头房，和一个外卖小哥，画在同一张纸上。中午他在街上随便吃，十块十五块，他说这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一顿饭。下午他去瓯江边的长椅上坐着，看水。他的法国养老金每月按时到账，他把其中一多半，捐给了方山乡小学的午餐——他说这叫还债：一九七六年他挑着担子走出山的时候，一双解放鞋都没有。

上个月杨梅下市前，我给他送去最后两筐东魁。他挑了最大最硬的二十颗，拿泡沫箱装了，去快递点，寄巴黎，收件人写的是Lucas。店员说：阿公，杨梅寄巴黎，三日达，到了正好能吃。他问多少钱，店员说了个数，他掏钱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

“一九七九年我第一次寄钱回来，汇票走一个月，我妈拿到手，腿都软了。今天杨梅三日到巴黎。你晓得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这个世界变好了。变得还不够，但它变好了。我们这些人，老华侨，最怕的不是这个世界慢，是怕年轻人不晓得它是从多慢的地方，走到今天这个快的。”

我送他出门。夕阳把整条街照得发红，外卖车一辆一辆从他身边穿过去，每一辆都带着风。他站在路边，让那些风一阵一阵吹他的呢子外套，忽然回头跟我说：

“向阳，下回你拍我，等明年吧。明年我再讲一句话给你听——看看到那时候，这个‘七十年代’，往前挪了几格。”

我说：阿公，要是挪了呢？

他说：挪了一格，就是你们挣的。我要替我姆妈，给你们鼓一回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