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一个人在病榻上断气之前，竟然还能憋出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自白书”，试图把自己卖国求荣的行径洗成忍辱负重。在1944年日本败局已定的大背景之下，已经病入膏肓的汪精卫在异国他乡的地方彻底完成了属于他个人人生的最后一场政治表演。他原以为只要把这个稿子隐藏存放上二十年，就能够等待并且等候后人的翻案，然而他却根本不知道历史的账本从来都不会被几句谎话给轻易糊弄应付。
汪精卫在这个篇幅《最后之心情》的文章里面，把自己描摹塑造成为了一个为了沦陷区平民百姓受尽诸多委屈的“圣人”。他甚至还在文稿里面白纸黑字地夸口宣称，说自己所负责掌管的汪伪政权绝对没有推行任何奴化教育，学生课本之上依然还能够阅读到岳飞以及文天祥的文章。可是真实的历史档案清清楚楚地摆放在那里，日伪政权当时在各个学校内部大肆搞起了“思想清乡”，并且强硬推行日语课程教学，把所有的抗日内容全部给删减掉了，同时还把所谓的“共存共荣”强行塞进了孩子们的脑子里面。他还装模作样地为了东北以及内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感到“疚心”，完全遗忘了自己当年一登上权力舞台就签字批准了《日华基本条约》，痛痛快快地把伪满洲国给正式承认了。
在快要断气的时候，汪精卫内心深处所打的算盘完全是为了保住汪伪集团的撤退后路。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之上美军每天都在向前推进，日本眼看着就要彻底完蛋，那么他便急急忙忙地给重庆国民政府递交投名状，满篇文纸之上全部都在大声叫嚣防共。他躺卧在病床之上，特意向陈公博以及周佛海交代安排后事，督促催导他们必须在华北五省搞重点驻军防共的举措，指望着依靠这个借口搞所谓的“宁渝合流”，让陈公博亲自出面把这一堆烂摊子以及重庆方面进行对接。
为了给当年自己主张求和并且选择投降寻找借口，他甚至把脏水直接泼向了在抗战初期为中国援助提供了大规模武器支持的苏联，硬是声称人家提供旧飞机是想要彻底耗死中国。可是客观确凿的数据就摆放在眼前：从1937年直到1941年的时间阶段里面，苏联方面一共向中国援助提供了上千架战机、数万挺机枪以及上千门大炮，大批苏联志愿飞行员更是直接在前线拼命作战，这件事情根本由不得他单凭空口进行抹黑。
为了在自己的脸上贴金增光，这一位在晚年时期投靠敌人的前同盟会成员，还特意搬动拿出了早年时期的老底子。他在遗稿当中反复不断地念叨着自己当年谋刺摄政王载沣时候所提出来的“釜薪论”，把替侵略者充当走狗的行径硬说成为是牺牲自我的“薪柴”。这完全是把1910年写给吴玉章的那一封书信之中的热血豪情，硬生生地拽扯到自己面前当作自己的遮羞布。他还吹嘘声称自己从1905年乙巳年加入同盟会开始算起，一路追随着孙中山整整有了四十年之久。可是明眼人只要稍微计算一下时间就会明白，孙中山在1925年就已经离开人世去世了，中间满打满算其实也就仅仅只有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汪精卫还动不动就跑到法国躲避清闲，哪里存在什么所谓的“追随四十年”？
这一篇显得十分荒诞的临终绝笔，书写于1944年10月的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里面。当时年纪已经达到62岁的汪精卫连日高烧始终不退，自己心里明白快要咽气死亡，便口头口授了文稿的内容，由他的妻子陈璧君负责逐字逐句进行誊抄以及仔细校对。在1944年11月10日他在这一家医院里面病死断气。他在彻底死掉之前特意叮嘱交代身边的亲信人员，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给紧紧锁严实了，等到他死后二十年或者社会时局适宜的时候再取出示人。直到1963年到1964年的阶段当中，当年汪伪政权的法制骨干朱子家也就是金雄白，才终于在香港春秋杂志社出版发行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书籍里面，头一次公开曝光了文稿的原文。在之后的1981年9月，台湾秦孝仪编撰整理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册书籍也原样收录保存了这一份藏在党史会里面的旧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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