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内塔尼亚胡在空军基地警告以色列的“敌人”,谁敢试探,就将承受比过去更重的打击。以军同时宣布进入最高戒备,安排暂停士兵休假,并准备增派兵力。防长卡茨还威胁扩大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
老涂认为,内塔尼亚胡这次警告,瞄准的是选举前可能出现的跨战线袭击。他希望凭借空军的快速反击能力、全军戒备和扩大占领区的威胁,让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相信,任何趁机发动的军事行动都会付出更高代价,以此阻止对手掌握冲突升级的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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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留意内塔尼亚胡的用词。他没有点名某个国家或武装组织,只说“敌人”,也没有宣布打击目标。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可能发动袭击的武装力量,都能把自己代入其中。以色列领导层担心的情况,是多个对手利用同一段政治敏感期制造安全事件,迫使以军在不同战场之间分配注意力和资源。
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投票、集会和候选人活动都需要维持秩序。袭击若发生在这一阶段,政府除了组织防空和军事反击,还要处理民众恐慌、交通受阻以及选举能否正常进行等一连串问题。有限袭击也可能造成更大的政治影响。内塔尼亚胡需要提前提高对手的风险预期,让他们认识到,以色列政府会把试图干扰选举的袭击视为必须强力回应的安全挑战。
以军的戒备措施,给警告增添了分量。总参谋长扎米尔要求冻结士兵休假,增加指挥中心高级军官的值守,并按需要调配空中、海上和地面力量。他还向约旦河西岸增派部队。联合国报告显示,那里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持续增加,紧张局势加剧。
对以军来说,内部安全、北部边境和来自更远方向的导弹威胁可能同时需要兵力。暂停休假和提前部署,就是为了减少突发事件出现后召回人员的时间损失。以军还要在各处基地安排军人投票,前线与后方的人员既要完成选举程序,也得保持随时执行任务的状态,指挥系统因此承担着额外压力。
这番警告的第一层作用由此形成。内塔尼亚胡把原本由情报部门和军事指挥系统承担的戒备工作公开展示出来,要求对手在决定行动之前,先估计以方已经做好多少准备。军事行动最容易利用的是对方反应迟缓的窗口,而以军公开提高戒备,意在缩小这样的窗口。潜在袭击者也必须重新估计突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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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光靠提高戒备,还不足以解释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在空军基地喊话。他反复强调的是“随时打击”的能力,重点落在空军身上。这与以色列面对的威胁类型有关。来自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与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距离和发动方式各不相同。以军能够用地面部队守住局部地区,却很难单靠地面部署及时惩罚远离边境的指挥设施、导弹发射阵地和军事组织据点。
空军在以色列的军事体系中承担着这种跨距离反击任务。战机依靠情报、空中加油等保障,可从本土基地出动打击远方目标。以色列与伊朗经历直接交火,黎巴嫩南部也发生过持续的空地作战。这些经历让“更沉重的打击”有了可供对手衡量的参照。内塔尼亚胡强调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是把报复威胁同已经展示过的作战能力联系起来。
威慑要产生效果,对手必须同时相信两件事。以军有能力攻击重要目标,领导层也愿意下令。先进战机还需要可靠情报、及时授权和持续运转的保障体系。内塔尼亚胡选择把军队的战备状态放到讲话中心。扎米尔冻结休假的命令,则让这种准备从口头表态延伸至战备制度。两者相互配合,试图降低敌方对以军反应速度的侥幸判断。
“比过去更重”还保留了报复尺度上的空间。这里没有划出哪枚导弹、哪处设施或哪一种袭击会触发何种报复。对手也很难事先计算最低限度的攻击会换来多大惩罚。以色列可以根据遭袭方向和规模选择空袭强度,也可以把行动扩展到其他军事目标。这种报复尺度上的不确定性,能够增加潜在袭击者决策时的顾虑。
但这套威慑方式也有明确代价。空军可以迅速造成损失,敌方分散部署的武装力量却未必会因此停止行动。跨境空袭往往还会增加民众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和报复压力。以色列政府越强调“更重的打击”,就越需要在遭袭之后兑现承诺,否则今后的警告可能失去分量。为了使对方现在不敢动手,以方实际上也提高了自己未来处理有限冲突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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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把这种威慑从空中打击推进到了土地控制。以色列防长卡茨称,以军已经控制黎南部约700平方公里土地,造成约20万名当地居民离开家园,超过60个村庄及约2.3万栋房屋被毁。这份战果清单被卡茨用来支撑新的占领威胁。现有占领区,成了进一步军事扩张的起点。
卡茨给出的威胁具有具体条件。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加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就准备向奈拜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推进,夺取更多黎巴嫩领土,并将部分地区纳入所谓永久安全区。他还表示,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以前,以军不会从已占地区撤出。内塔尼亚胡警告所有敌人,卡茨则把黎巴嫩方向的惩罚方式说得具体。
为什么以色列要把占领土地也列为惩罚?空袭能摧毁设施和武器,真主党的地下网络和人员组织仍可能恢复。扩大边境控制纵深后,以军希望限制火箭弹阵地、武装人员及运输路线向以色列北部靠近。进一步向利塔尼河推进,则会扩大真主党维持军事存在时面对的地面压力。战线越往北,受影响的村庄、农田和交通道路就越多,控制这些区域需要持续巡逻和派驻部队,远比发动一次空袭耗费人力。
土地威胁还有另一层作用。真主党若参与更大的地区冲突,黎巴嫩政府和当地居民也要承受失地、流离失所和生活设施被毁的后果。以方希望这种沉重代价反过来约束真主党的选择。占领区越大,居民回家的条件就越受以军控制。卡茨把撤军与真主党全面解除武装挂钩,试图借土地控制向黎巴嫩国内施压。
占领范围扩大之后,以军还得面对持续驻守的成本。黎巴嫩的领土主权受到国际法保护,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多次指出,以军进入并驻留黎境违反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更大的占领区意味着更长的防线、更繁重的驻守和补给任务,以及同当地人口持续接触的摩擦。以色列想用土地损失吓阻真主党,却会在长期占领中投入更多兵力。内塔尼亚胡威胁的严厉程度,因此还取决于以军能否承担不断扩大的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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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以色列即将举行的选举,内塔尼亚胡为何急于把这些威胁提前讲出来,就更容易理解了。他接受以色列军方电台采访时称,不赞成选举前主动袭击伊朗。与此同时,他不断强调,以色列若遭到袭击一定会反击。
他希望用足够强硬的公开警告阻止对方先动手,把新一轮大规模交火出现的可能性压低,同时保留遭袭后升级回应的空间。这种公开姿态还将新一轮交火的起点责任推向潜在袭击者。谁率先开火,除了面对军事报复,还要承担破坏选举期间安全秩序的政治后果。
这样的选择与选举压力密切相关。以色列社会经历长期军事冲突,选民在安全感之外,还关心战争消耗、兵役负担以及政府能否保证正常生活。选举前若再遭重大袭击,执政者必然受到质疑。若主动挑起一场新的全面战争,社会动员、经济运行和人员伤亡又会迅速增加。内塔尼亚胡因此倾向于展示军事力量,尽量把威胁留在警告阶段。总参谋长强调保障选举安全,总理则展示反击决心。
警告越严厉,维护信誉所需付出的成本就可能越大。真主党若发动有限袭击,以方就得决定报复力度。回应太弱,敌方可能继续试探。回应过强,战线可能迅速扩大,甚至使原本打算维持的选举安全受到更大冲击。内塔尼亚胡争取的是让对手根本不进行这种试探,避免自己被迫在几种高成本选择之间作决定。
与此同时,伊朗和真主党也会根据各自所承受的军事压力作出判断。以军拥有强大的空中火力,但在黎巴嫩推进地面占领,会增加防线、驻守和国际政治成本。真主党可能顾忌更大损失,也可能把领土被占作为继续抵抗的理由。对伊朗来说,以军最高戒备增加了突袭难度,双方的安全冲突仍然存在。威慑有多少效力,最终要看它能否改变对方对行动收益与损失的估计。
老涂的判断是,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不要试探我们”,针对的是一项非常具体的要求。选举期间不要从伊朗、黎巴嫩或其他方向发动新的袭击,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跨战线反击,还可能让黎巴嫩付出更多领土和民众流离失所的代价。强硬警告的目的,是阻止对方在敏感阶段动手。军事力量、政治时机和占领政策共同支撑着这番威胁,也让任何后续反击都可能付出更高成本。内塔尼亚胡要争取的,就是让对手在动手之前先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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