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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顾安畔锡漫长的创作,几乎是件庞杂和不可能的任务。作为韩国电视剧导演,近40年的导演生涯,27部作品,两座百想最佳导演奖和总统特别奖在手。今年拍摄完《恋爱博士》,安导因病去世,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百花齐放的韩剧里熠熠发光。
要理解安畔锡,就必须矫正对韩剧的偏见,它早不是主妇们做家务时相陪的注水剧情片。近二十年,韩国电视剧工业突飞猛进。美剧早已流行全球,韩剧却能盖过它的风采。是的,不是平分秋色,而是盖过。韩剧制作精良,在各个类型剧中创新迭代是不能忽视的事实。安畔锡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里,以爱情、家庭和社会现实主义题材,将自己牢牢嵌进韩剧的版图里。
后辈导演张勇宇回忆起安畔锡,他是哪种人呢?不是片场的暴君,说话语速很慢,喜欢鼓励人,喜欢吃汉堡,总是穿着Brunello Cucinelli西装外套和Levi’s牛仔裤,保持着格调,为确保剧组每个人都有时间休息、睡觉、洗漱和玩耍感到自豪,追悼仪式上放着披头士的音乐。这样的安畔锡,想要给电视剧尊严。
现实比幻想更艰难
melo剧在韩国电视剧的语境里有着丰富的含义,不仅是爱情浪漫剧集,也是演员大爆的必经之路。爱情剧是万剧之王,热播演员升咖之快,别的类型剧无法比拟。韩国浪漫爱情剧也常被诟病狗血,上天入地只为恋爱,编剧笔力不凡,让人忘记现实流连忘返。爱情离开现实,由戏剧性带来的强度增大,将爱的幻想夸张到极致,几乎是种生理满足。
但安畔锡很独特,他的选择与主流melo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他选的是条更艰难的路——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中的现实和现实生活也不同,用reality和fact是很好的区分。进入文艺作品的生产端才能意识到,reality是种风格,而将fact转译成为reality是份艰难的工作,它要求作品直面现实,回应社会,架空是为绕开这项艰难的工作。
要将一部电视剧称为艺术品,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密会》的确是这样的作品。即便导演佳作频出,《密会》依然是最好的。它讲了个难以令人置信的故事,一位四十岁的女人吴惠媛和二十岁出头的男人李善宰相爱。不仅于此,女人还是已婚,不伦和出轨并存,竟然还是个爱情故事。
《密会》在2014年播出,2015年韩国宪法法院裁定通奸罪违宪,次年刑法正式删除通奸罪条款。当然不是因果关系,此前观念的转变、社会团体的争取、法律人士的行动共同促成这一结果。但在这场修订法律的社会现实里,《密会》在法律和观念尚未更迭时参与社会讨论。这是安畔锡的选择,也是现实主义作品的必然选择。
要构造reality不仅有题材,还有技术。在《密会》的第一集的开场镜头里,就是二十多岁的善宰在夜幕中送快递的镜头,杂乱、无序、穿梭在首尔的街道。如果不留心,那这只是个平淡无奇的开头。可是看惯片场强光的夜晚后,在电视剧中见到真实的蓝色夜幕,惊叹于导演艺高人胆大。片场和打光自然有它的优势和道理,但我们有多久没有在电视里看到真实的夜幕呢?在电视剧中人均品味中产,家整洁到像酒店,看到这幕开场,几乎是感动。
但它也不是fact,而是审美后的结果。安畔锡镜头里的首尔,是都市也是市井,简洁的现代高楼和狭窄的雨后小巷,恋人共撑红伞散步,是种真实的浪漫。有人曾在电视剧播出后,重走过《密会》之路,惠媛居住的高级独立屋外的街道、善宰住在餐馆楼上的简陋小屋,斑驳的铁楼梯架在建筑之外。离开安畔锡的镜头,会发现真实的街景失去魅力。剧中惠媛的家看上去高档又简洁,善宰居住的房屋外立面虽然破旧,但温馨亲切,回到真实的世界里,独立屋森严无趣,破败的建筑平庸无奇,只有将真实的日常审美化,让fact变成令人信服的reality。
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出轨有什么稀奇呢?人们早已熟视无睹,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接受。《密会》并非要为出轨辩护,它的野心在于要说服人们爱情真的存在。回顾真实的世界,不管人们如何否认,爱情逐渐降级为亲密关系。不是它本身的力量弱化,而是在公众的语境中,爱情承载过多的重量,匹配、价值交换、情绪价值、拿个大结果、婚姻、生育。我曾经怀疑到底是浪漫爱的叙事因为重复万次而失效,还是在逐渐现实的语境中变得更稀薄,只需轻抹就消散。或许都有。
观众可以相信melo里的爱情,但现实主义的爱情?一部电视剧想要让人相信爱情存在,那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可《密会》做到了,它如同所有的卓越的作品那般让人更聪明、更振奋。安导所选用的现实主义手法,发挥出最强大的力量,给人会心一击。爱情不止存在于架空的melo中,也存在于现实里。
安导在接受采访时也谈论过《密会》的困难之处,要让人相信这份爱情是真的,两人的选择是符合现实的,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横在两人间的不止是年龄,还有社会阶层。惠媛自称是优雅的奴婢,服务于财阀家庭。她的工作是为财阀家族打理艺术基金会。她热爱钢琴,家境贫寒,受惠于财阀家庭的资助去国外留学深造。财阀家的女儿缺个玩伴,花点钱资助她去看着大小姐。
剧中40岁的惠媛从未提过过往,但安导在采访中说过她的过往,编剧写人物小传,“父母给介绍的潜在结婚对象,虽然家境不算富裕,但正在努力向上发展。她或许也能变得富裕,然而不得不忍受外界对她出身的负面议论和轻蔑。或许也能嫁给像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但婚后很难再做自己想做的事。嫁给音乐世家没有财富的姜俊亨是对社会现实的妥协,从结婚之初就抱有这样的想法。”
惠媛想要继续在音乐行业以职业人士生活,又想获得体面的生活,于是接受了大小姐的前男友,留在基金会里。随之而来的是介入财阀家庭生活里的难堪,利益斗争、彼此欺瞒。她周旋其中,左右腾挪,试图保住自己的生活,伤病令她放弃了钢琴,她最喜欢的东西。
四十岁的惠媛就处于这种境地。人们在谈论起接受现实的时候,仿佛这世界上有个按钮,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但哪有这样的按钮呢?不接受也得接受,现实里的人没有,剧中的惠媛也没有。
善宰在另一种处境。狂热爱着钢琴的少年,同样家境贫寒,送外卖求生。他在送外卖时看到舞台上惠媛正在聆听钢琴家的演奏,她面色如水,平静而专注。那是他向往的地方,站着美丽的女人。他忍不住趁着舞台无人,自己去弹奏从未触摸过的昂贵钢琴,惠媛听到了他弹琴。她在他身上认出的是对钢琴的激情,导演也很自信,让两人共奏,用舒伯特、李斯特和勃拉姆斯三曲定情,不作解释,只是呈现。
确认心意已是艰难险阻,怎么承担选择的重量呢?爱情或许可以说服观众接受年龄和阶级差,要让故事真正成立,就必须再进一步。此刻重量压在惠媛身上,接受这份感情,她必须交出前半生所有的一切,工作、房、车和丈夫。不止于此,要从财阀家的利益涡旋里无损地离开,还要进监狱。
安导没有解释过她为什么如此选择,只是在第八集里,两人第一次过夜时,给了一段空镜头。善宰家破旧而整洁,厨房的台面上有塑料水瓶、速溶咖啡和泡面,睡觉的地方有鸡蛋托作隔音板,这里还有台不值钱的钢琴,卫生间只能蹲着盥洗。在最重要的床戏部份,镜头就缓缓地扫过这间逼仄破旧的家,如此破败,如此干净。镜头抚摸着这间房子,平静地让人可以原谅世上的一切。
好故事不用直接说教的,只要追随它的脚步,最终人们会明白安导讲过的道理,“人性的良善要远远重要于财富、职业、出身等社会地位。”
惠媛借着爱情,选择结束麻木,亲自摧毁周旋数年的局面。他们被丈夫揪到警察局,所有人都在看着她——有的人厌恶,有的人羡慕,有的人鄙夷。她脸上的表情是镇定,也有羞愧,但已坦然,我做出选择,承担后果。《密会》并不让人反抗,而是后退一步——我可以接受,也可以放弃,在进退间反而拥有自由。她也并不痴愚,做完决定进了监狱,也没有指望年轻的爱人留在身边,故事就停在这里。
最终观众不知道在哪里被说服的,或许是只有相信人性良善重要,才能相信爱情。不然现实生活里到底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么脆弱美丽的故事,出现在倡议取消通奸罪的社会进程中,去理解现实,也去打动人。这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最大魅力,它关心的终归是人的处境和行为,撬开现实的缝隙。也不是说幻想类的作品不好,而是现实的力量远远大过幻想,一旦故事成立,就会松动人心。
把尊严还给人
爱情是安畔锡最常用的切入口,《春夜》里即将与未婚夫结婚的李静仁,《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里的尹珍雅,《毕业》里的徐惠珍,都是借着爱情的机会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人生选择。
他总是在拍东亚女人的生活,他解释过为什么女性更重要,男人有他们自己的烦恼,但我们的社会对女性来说仍然很艰难。所以在创作电视剧、电影或小说时,主角往往是那些正在挣扎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主角是女性。
导演透过女性的困境来折射东亚的社会结构,家庭作为最重要的单位,女性在其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结构性的困难。李静仁即将嫁给父亲满意的未婚夫,自己却觉麻木而厌倦,此刻是维护家庭的利益、满足社会期待,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尹珍雅大龄单身,选择了比自己年轻的男朋友,不过四岁的年龄差,却折射出女性的年龄和婚育焦虑;徐惠珍的问题更现代,姐弟恋不足为惧,30多岁的独立女性习惯独立后,如何才能学会依赖。剧中的爱情不是激情,也不是浪漫,而是现实的一角。爱情在东亚社会的结构里微弱的存在,一旦触发,就要逼迫人直视困境。
在压缩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往往承载着更直接的矛盾,父母希望女儿嫁入财富稳定的家庭,获得安稳和体面。这并不是错,传统习俗告诉人们这的确是种稳妥的选择;但现代教育和经济发展又告诫女性,你得要独立。这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理智与情感的选择,而是更直接的独立与依赖。它要求人独立,又要求人依赖,无论滑向哪一边,都会有风险。
爱情割开东亚社会的社会和家庭内部的问题。在近年新作中,他在《毕业》里对东亚社会提出更大的问题,一次考试定终身的模式合理吗?优绩主义真的那么有效吗?作为东亚人,我们感同身受,虽然普遍受惠于应试教育,工作中的优绩主义的确让人获得成果,但我们如此疲累,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这是当下最普遍的社会困境,只有天才之姿才能提出这种的问题。
导演在剧中借文学的力量与优绩主义一博。剧中徐惠珍是补课学校的明星补习老师,补课帮学生提高分数考进好大学。她也是家境贫寒,但努力工作一路勤力辛苦,丝毫不敢松懈。
当她厌倦画重点,决定讲一讲文学:朴婉绪,韩国经典作家。她是这么教的——你以后会不断地在试卷里遇到她,为什么呢?1931-2011,答案就在在数字里,从生卒年就知道作家经历了哪些大事件:韩国光复、韩战和网络时代,战争的分裂和创伤以及工业化,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人际间的失衡与弊病成为作家的创作灵感。你只要了解作家的生平,无论在试卷上遇到她的任何作品,都没什么好怕的。她将教科书里的作家带到学生身边,激发对文学的好奇。
导演相信好奇和兴趣好过死记硬背,为此他用了一节课、一整集来讲文学。他说在剧外解释“大家都在说,电影和电视剧的出现象征着文学时代的离去和影像时代的到来,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生活在文学时代中。不光是诗歌、小说和话剧,就连电影和电视剧也同样是文学的产物。”
可能在十年前还有人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但是此刻的飞速反转的短剧、眼花缭乱的快切镜头、无处不在随时响起的BGM,让人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对。
可惜的是,拥抱自由回到初心无法解答应试教育和优绩主义的难题。问题庞大,消极自由无力解决。文学的确有社会责任,但不能提供具体的解法。现实主义剧集关心社会议题,导演更关心人的心灵——人的感情和感受不可能由阶级、习俗、财富决定,决定人生活的依然是我们自己。我们接受的现实还不够多吗?不能把最后的权利一并交出去。导演不仅在用文学性给电视剧尊严,也在给人尊严。
就是这样的安畔锡,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将自己放入了韩剧的版图,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观众。这位选择现实主义的导演创作的作品已经与人相连,在人心中留下刻痕。遗作《恋爱博士》正在热播,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堂爱情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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