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5月23日，北京，一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科委组织的协作会议正在进行。会议没有留下多少引人注目的场面，却为一项持续十余年的抗疟工程定下了名称。“523”，正是这个日期留下的印记。
名字朴素，任务却十分紧迫。越南战场的山林、沼泽和高温，为蚊虫繁殖提供了条件。许多士兵还没有倒在战斗中，便先被疟疾击倒：寒战时牙关发抖，高热时浑身灼痛，病情严重者还会出现昏迷。
更棘手的是，传统药物的效果正在下降。疟原虫并非一成不变，长期使用氯喹后，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抗药性。对身处热带丛林的部队而言，这意味着过去依赖的治疗办法不再可靠。
越南方面因此向中国寻求帮助。中国并不是旁观者，南方许多地区同样长期受到疟疾困扰。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曾患过疟疾，对这种病带来的折磨并不陌生。抗疟，既是援助越南，也是中国自身必须解决的公共卫生难题。
当时的科研条件并不宽裕，国内又处在特殊历史环境中。项目仍然迅速铺开，六十多家科研单位被组织起来，军事医学、药物研究、中医药和有机化学等不同力量共同参与。有人负责预防，有人寻找药材，有人分析结构，也有人奔赴疫区做临床观察。
较早见效的是预防性药物。科研人员研制出不同规格的防疟药片，努力延长保护时间，为越南部队减轻了压力。但预防不能代替治疗，真正困难的，是找到能够对付抗药性疟原虫的新药。
研究并非一路顺风。广东的李国桥曾在云南梁河等地开展针灸抗疟探索。为了取得更直接的观察资料，他注射疟疾病人血液使自己感染，并在发病后记录体温和症状变化。四天针灸没有显示出明确疗效，他只得接受药物治疗。这次试验虽然没有证明针灸能够治愈疟疾，却留下了重要临床资料，也让研究方向更加清楚。
中药研究接过了这项艰难工作。1969年，屠呦呦承担相关研究任务后，带领人员翻检医籍、整理验方，并走访有经验的中医。几百种药物被反复筛选，青蒿起初并不突出，实验结果也时好时坏。
问题出在提取方法上。常规加热可能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1971年，屠呦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注意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的记载。这个细节提醒她，古方强调的是取汁，而不是久煎。
研究人员随即改变方法，采用乙醚等低沸点溶剂提取。结果很快出现变化，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效果显著提高。1972年，研究团队获得了较纯的青蒿素样品，并逐步推进临床观察。药物不是从古书里直接“拿来”的，而是古代经验与现代实验相互验证的结果。
真正要把成果变成可靠药品，还要弄清分子结构。周维善等有机化学专家接手后，对晶体进行分析。分子中原子排列复杂，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影响后续合成和改造。李英等人的研究为结构测定提供了关键帮助，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终于被确定下来。
此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不断推进。1975年，相关抗疟新药研制取得重要成果，1979年通过全国鉴定。1981年，屠呦呦代表中国科研人员在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会议上报告青蒿素研究成果。多年以后，她又因这项贡献获得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和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523”工程持续了约十三年，参与者近三千人。它没有依靠某一个人的单独突破，而是由预防药物、疫区调查、针灸试验、古方整理、化学分析和临床验证一环扣一环地推进。越南的求助，最终推动中国完成了一场规模罕见的协作攻关，也让青蒿素从实验室走向了世界抗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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