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如何建立发展及对宋朝的影响？

北宋真宗天禧年间，湘阴县城南三里，一片名叫笙竹岐的山梁上，有人正在伐竹辟地。

山梁外侧是湘江，内侧是东湖，世传黄帝曾在此采笙竹，旧有祠庙，后来荒废了。

伐竹的人叫邓咸，湘阴本地人，自称是东汉大将军邓骘之后。

他要在这片长满青翠竹子的坡地上建一所书院，名字就用这山梁的旧称——笙竹书院。

邓咸给书院定下的规矩很朴素：“训族子弟及四方游学士”。

族中子弟要读书，四方来的游学士子也收。

此时湘阴县学尚未建立，县里准备应举的读书人，“惟归书院”。

一个由私人出面兴办的教育机构，在官方学校缺席的地方，填补了官学本应占据的位置。

这不是孤例。

把目光从湘阴移开，向北望去，江西一带有莲溪、东佳、雷湖三所书院，宋初人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称它们“鼎峙于江东”。

华林胡氏在奉新县浮云山元秀峰下，于雍熙元年（984年）将家族私塾升格为华林书院，后来四方游学之士常达数百人。

再往西，岳麓山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唐末五代僧侣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建了岳麓书院，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

衡阳石鼓山上，唐元和年间李宽筑庐读书的旧地，宋初也重新响起了讲诵声，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向郡守申请就遗址重建，景祐二年（1035年）宋仁宗赐额“石鼓书院”。

把这些散落在长江中下游各地的书院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里，不是巧合。

宋太祖于960年建立北宋时，这个政权直接控制的地域还局限在中原一带。

此后近二十年，宋朝连续向北方、南方、东南、西南用兵，逐一削平五代十国的割据政权。

战争需要钱粮，新征服的地区需要驻军和官吏，财政的每一文钱都有更急迫的去处。

官学系统——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州县的学校——在这种局面下得不到足够的投入。

中央官学不振，地方教育瘫痪，这是一个新王朝在统一战争中付出的隐性代价。

朝廷对此并非无所作为，但作为的方式很有限度。

北宋初年，地方官不得随意立学，州县的学校寥寥无几。

朝廷能拿出来的，是匾额、题词、赐书，以及一种态度上的鼓励。

几代皇帝对民间兴办的书院“颁赐匾额、宅邸题词”，用象征性的承认来换取民间力量进入教育领域。

这是一个成本极低的选择：朝廷不花钱，民间出人出地出粮，培养出来的读书人照样可以参加科举，进入官僚队伍。

笙竹书院后来出了冯京和郑獬两个状元——冯京“自乡举、礼部至庭试，皆第一”，是北宋最后一位三元及第者；郑獬以文才名重一时。

一座湘阴的私家书院，同时送出两位魁首，“一院双魁”遂成儒林佳话。

民间办学的效益，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科举榜单上。

而书院能够存在并吸引四方士子，除了官学的缺位，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条件。

据北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定下“祖宗家法”，刻于碑上，其中一条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后世常把这层意思简化为“不杀读书人”，但祖训的原话指向的是士大夫和言事者，不是所有识字的人。

无论如何，它在北宋前期营造出一种相对宽松的言论与治学空气。

书院不在官学的条条框框之内，没有科举名额的硬性指标，没有州县学官那种“科考期间学生满堂，科考结束即了无教学”的循环。

讲什么、怎么讲，山长和学者自己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

自由的空气和远离喧嚣的山林环境叠在一起，书院在制度边缘获得了官学很难拥有的东西：一种可以按照学问本身的样子来安排教学的余地。

但这种余地是有期限的。

北宋前期七八十年过去，局面变了。

边境的大问题通过一系列合约得到基本缓解，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有了盈余。

手里有钱的朝廷，开始重新打量教育这块阵地。

官学的长期不振意味着文官培养的主动权不在政府手中，而在那些散布于山林之间的书院和民间办学者的手中。

对于一个越来越依赖文官系统来治理的王朝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长久容忍的状态。

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下令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同时整顿国子监，使其成为官学的象征和表率。

这是北宋第一次大规模兴学。

目标很明确：让官学在县一级行政区域基本覆盖，把培养文官、士大夫的主动权收归政府。

二十多年后，第二次来了。

熙宁年间至元丰年间（1068—1085年），王安石主持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将太学生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以年终考核和平时成绩决定升舍，升舍的等级又直接关联应试资格和将来的仕途。

这套制度的逻辑是把养士和取士打通，让官学成为进入官僚体系的正规通道。

元丰年间，程颢、程颐兄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离开朝廷，退居嵩阳书院讲学，前后十余年。

嵩阳书院在登封嵩山之阳，前身是北魏的嵩阳寺，景祐二年（1035年）刚得宋仁宗赐额改称嵩阳书院。

二程在这里讲的不是科举时文，而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孔孟学说为底本，摄取佛道中的成分，开创后来被称为“洛学”的理学路向。

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嵩阳书院“声名大振”。

官学的通道越收越紧，书院反而在学术上越扎越深。

第三次兴学在崇宁年间（1102—1107年），蔡京把王安石的“三舍法”推向全国，各州县普遍设立提举学司管理官学，没有官学求学经历的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上舍学业结束后可以直接授官。

科举的入口被官学把住了。

这对书院意味着什么，史料留下了一条冷峻的注脚：“北宋中后期，宋初兴起的几十所书院在兴办官学的运动中多被废弃或改为州县学。”

笙竹书院的命运就是一个具体的样本。

元丰年间（1078—1085年），王定民到任湘阴知县，将舜祠改建为孔子庙，庙后重建笙竹书院。

重建后的书院与邓咸所建在性质上已经不同：邓咸的书院是私学，王定民的书院建了孔庙——“学在庙中，庙中有学”是唐代以来官学的规制，私学不需要建孔庙。

《湖广通志》直称“后废书院置学”，也就是废止书院、改置为官学。

县学兴而书院渐废，连书院前的江水后来也只留下一个名字：书院潭。

然而官学扩张并没有把书院彻底挤出去。

庆历四年到北宋末（1044—1126年）的八十余年间，新建和兴复的书院有三十六所。

数字不算惊人，但方向值得注意：当官学占据了科举的正途，书院反而更多地由民间力量接手，在官学覆盖不到或官学质量不敷的地方重新生长。

江西一省，北宋新建书院约四十所，其中建于庆历以后的占五分之三。

官学的扩张和书院的调整，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在同一个教育空间里重新划分地盘。

官学管科举的正路，书院管学问的偏锋和地方的补缺。

在这个重新划分的过程中，书院内部在教什么，也在发生变化。

宋初的书院，来源驳杂。

华林书院那样的家族书院，根底是“家传孝义”和“期取青紫”的双重使命，既要子弟做人，也要子弟做官。

岳麓书院由地方官创建，从一开始就带着官方的期待。

笙竹书院以“训族子弟及四方游学士”为务，功能上近乎一所替代性的县学。

但到了北宋中期，一批书院的讲坛上出现了新的内容。

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不是为了帮学生应付科举，而是为了讲一种他们相信是承接孔孟正脉的学问。

程颢还为嵩阳书院制定了教养、学制、考察等规定，把讲学变成一件有章法的事。

嵩阳书院之外，二程又创明道书院、伊皋书院，理学通过书院获得了一个可以不断复制和传递的空间形式。

这条线索向南延伸，落在了一个叫杨时的福建人身上。

杨时在程颢门下求学，学成南归时，程颢目送他说：“吾道南矣。”

元祐八年（1093年），程颢已去世八年，杨时已过不惑之年，又北上投到程颐门下。

某日天寒地冻，杨时与游酢去拜见程颐，程颐偶然瞑坐，二人侍立不去，等程颐醒来，门外雪深一尺。

这就是“程门立雪”。

政和元年（1111年），五十八岁的杨时来到无锡，在保安寺旁创立东林书社，后改称东林书院，在此讲学长达十八年，培养出喻樗、罗从彦等人。

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

一条从洛阳到无锡再到福建的线，在书院里一寸一寸地接了起来。

东林书院后来被概括为“洛闽中枢”，说的正是它在二程洛学传入朱熹闽学之间承担的中间环节。

书院不仅传递理学，也容纳了另一种入世的冲动。

黄庭坚与华林胡氏交往颇深，双方书信往还，谈论道学。

胡氏曾在黄庭坚困顿之时多次资助，黄庭坚去世后，又冲开当地“士子不得携苏黄稿”的文禁，为他征求遗稿。

苏轼、黄庭坚、杨亿等人都曾到华林书院讲学或题咏，一座家族书院同时也是文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古文运动的写作趣味、理学对道德心性的关切、士人对于时局和人物的品评，都在书院的讲席和游历中交织在一起。

书院不是一个只教一种学问的地方，它更像一个筛子，把不同来源的思想筛进同一个空间，让它们在讲者和听者之间发生摩擦和融合。

1127年，北宋灭亡，宋室南渡。

临安的新朝廷比汴京旧朝更加依赖文官系统，也更加需要一套能够为自身提供正当性的思想体系。

理学在南宋初年仍然不是官学，但它已经在书院里扎下了根。

活字印刷的逐渐普及，使书籍的成本下降，乡村一级的书院开始大量出现，书院的网络从州县城邑向更基层的地方延伸。

传播的广度变了，讲学的内容和师承却没有断。

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年）前后兴复白鹿洞书院，把书院讲学与理学建构更自觉地绑在一起。

然后是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

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专政，朝野掀起攻击“道学”的浪潮，朱熹落职罢祠，甚至有人上疏要杀“伪学魁首”。

书院作为理学讲学的据点，在党禁中遭到摧毁，朱熹的著述被毁，弟子下狱。

但党禁没有持续太久。

嘉定二年（1209年），朱熹被追谥为“文”。

此后十余年间，一批理学大师陆续获得官方的追谥和承认。

到宋理宗时期，真德秀、魏了翁等理学家被召入朝，朱熹从祀孔庙，理学凭借皇权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

曾经被斥为“伪学”的东西，变成了国家认可的正学；曾经在党禁中藏匿或解散的书院，在理学官方化的过程中重新开门，而且比此前更多。

南宋书院的总数，不同统计口径有出入：有说五百所以上，有说四百四十二所，白新良的统计则确认南宋书院三百一十七所、另有一百二十五所分不出南北宋。

数字的差异来自统计范围和判定标准的不同，但趋势是一致的：南宋是宋代书院第一个真正的高峰，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形成了一条密集的书院带。

庆元党禁之后书院再度繁荣，其动力不再仅仅是官学缺位时的替代，也不仅仅是民间办学的热情，而是一种新的结合：理学提供了书院讲学的内容和师承，官方承认提供了书院存在的正当性，印刷术和基层社会的需求提供了扩散的条件。

回过头去看，从笙竹岐那片被伐开的竹林，到南宋遍布州县的数百所书院，宋代书院走过的是一条不断被官学挤压又重新找到空隙的路。

官学扩张的时候，书院被废弃、被改并为州县学，笙竹书院连名字都沉入了江潭。

但官学管不住所有的地方，也管不住所有的学问。

民间力量在官学的缝隙里重新建起书院，理学在官学的科举导向之外找到了书院的讲坛，印刷术又把书院从山林推向乡村。

书院的兴衰，始终和官学的进退咬合在一起，也和一种学问能不能在书院的墙壁之间找到自己的语言咬合在一起。

笙竹岐的竹子后来又被砍过许多次，山梁下的江水一直流着，当地人仍然把那一段叫作书院潭。

水声拍着岸，竹叶落在水面上，打着旋往下游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