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七军军长张涛叛逃投敌成敌营长，建国后坦白真相后来如何

1952年3月，湖南祁阳一座祠堂内，张涛面对县里和工作组干部，交出一沓写满字的材料。他已经四十八岁，身份是乡村干部，戴着老花镜，手指因紧张微微发抖。

“我不想再瞒了。”

这句话落下后，屋里安静了许久。乡亲们只知道他参加土改积极，办事老练，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村支书，早年竟是红十七军军长，后来还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营长。

张涛原名张高寿，1904年出生在祁阳一个佃农家庭。土地少，租粮重，少年时期便下地干活。为了活命，他外出当兵，把“吃粮”看成一条出路。北伐战争开始后，唐生智部队向湖南、湖北推进，年轻的张涛第一次感到，旧日的秩序正在松动。

他识字不多，却肯动脑筋。1926年前后，张涛在部队中表现突出，被选入教导队学习。黄克诚当时担任政治教员，对这个出身贫苦、反应机敏的士兵颇为留意。黄克诚曾提醒他：“会打枪只是本事，能明白为什么打仗，才站得稳。”

这句话，对张涛影响很深。

后来，张涛在鄂东一带再次遇到黄克诚。他带着三百多人参加红军，逐渐从基层指挥员成长起来。作战时，他敢冲敢拼，曾在战斗中连续攻下敌方据点，却也因此负伤，肋部受创，休养数月才重新站起来。

伤病没有让他退缩。1931年底起，他带着几十名老兵在大冶、阳新一带坚持游击。部队缺粮少药，武器更不足，便利用夜色袭击据点，缴获粮食和武器。地方武装随后被整编，张涛担任红十六军副军长，活动区域主要在湘鄂赣边界。

有意思的是，张涛并非只靠勇猛立足。他熟悉乡村道路，也知道地方民团的弱点，常常先摸清敌情，再决定出手。1933年，部队整编为独立师，他与叶金波搭档，连续取得几次战斗胜利。同年年底，部队扩编为红十七军，张涛出任军长，叶金波任副政委兼参谋长。

那时的张涛，确实走到了人生最显眼的位置。

可是，军事上的果断，有时也会变成判断上的固执。1934年3月，木石港战斗中，红军部队原本占有一定优势。战后，张涛为了抢救伤员和转移药品，同意部队暂时停留。敌军援兵迅速赶到，叶金波主张立即分路突围，张涛却仍想掩护炮兵和伤员。

战场没有给他更多时间。

敌军从侧翼穿插，阵地很快被撕开。突围过程中，叶金波被捕，后来遇害。张涛左臂骨折，躲进附近民房。听到叶金波已经被押走的消息后，他认定自己既要承担失利责任，也难以面对部队和组织。

恐惧之下，他作出了改变一生的选择。

伤势稍有好转后，张涛以“失散士兵”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军队。凭着作战经验，他从士兵升到排长、连长，1942年前后成为营长。表面上，他已经站在曾经对立的一方；但在实际行动中，他很少主动追击地方红军和游击队，遇到清剿任务，也常有意拖延。

有人私下说：“张营长不像真正的嫉恨红军的人。”

这并不能抹去他的叛离，却说明他始终没有完全割断过去。张涛没有把红军时期的同志和部队情况交出去，也没有参与对老部队的大规模报复。这一点，后来成为审查他时的重要依据。

1949年夏，长沙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准备向南撤退，张涛借口回乡探母，脱离部队返回祁阳。那时他四十五岁，身上带着旧伤，穿着旧军装，回到故乡后却没有公开谈及军旅往事。

土改开始后，他主动参加工作，还交出家中两亩水田。乡亲们把他看作办事积极的基层干部，没人知道他曾经的身份。张涛似乎打算把这一段历史永远埋下去，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审查，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

1952年，相关工作要求干部交代历史问题。张涛连续多日写材料，把自己参加红军、担任军职、战斗失利、加入国民党军队等情况逐项写明。那不是普通的经历说明，而是一份可能决定生死的自述。

材料层层上报，后来被黄克诚看到。黄克诚没有替他掩盖问题，也没有简单将他与其他叛变人员一并处理，而是要求查清事实，区分是否出卖同志、是否制造过血债，再依规作出结论。

审查结果认为，张涛确有脱离红军、投身国民党军队的严重问题，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出卖过原部队，也没有发现他参与屠杀和镇压革命人员。最终，他免予刑事追究，受到降职和继续审查等处理，回到基层劳动。

此后，张涛先在合作社做记工员，后来担任供销社保管员。他不再提“军长”二字，也很少谈当年战事。老战友偶尔来信，他总是看了很久，再小心收好。

1966年，地方上曾有人重新翻出他的历史，怀疑他另有问题。县里调取档案核查，确认案件早已处理。风波过去后，张涛只对身边人说过一句：“对不起叶政委，这句话欠得太久了。”

1979年10月，张涛在祁阳县病逝，终年七十五岁。治丧规模不大，几名当年与他并肩作战的老游击队员为他抬棺。地方史料对他的记载很简短：曾任红十七军军长，后来回乡生活，晚年病故。

一生功过，最终都压缩在几行字里。可那场木石港战斗、那次身份改变，以及1952年祠堂里的坦白，仍然把一个人在战争年代的犹疑、错误和未曾完全熄灭的旧日信念，清清楚楚地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