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亚非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上）

作者：成元功

1940年春，入伍参加革命，在八路军120师文水县新兵营当通讯员；1945年至1968年，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历任周总理警卫秘书、卫士长；1979年，任公安部警卫局副局长；1987年3月，离休。

正文

1955年万隆会议会场全景 图源：新华社

亚非会议是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赤道线上环境幽静的山城万隆召开的。这是渴望主宰自身命运、团结反帝反殖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主召开的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29个亚非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

我国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这次会议十分仇视，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和破坏。围绕着亚非会议，除了外交上的公开谈判斗争外，在无形战线上的斗争始终是相当惊险激烈的。

1955年3月，我安全部门获得情报，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的机会制订了谋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计划，代号为1(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同志也要出国访问，谋害代号为2和8)。

1955年，印度航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图源：网络

关于中国代表团去印尼的路线，最初酝酿的方案，一是乘船，租一艘荷兰的轮船；二是乘飞机，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拟飞香港-雅加达国际航线。

4月上旬，我方再次获得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阴谋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大家都为周总理及代表团的安全担忧。

这时，科伦坡发起国提出为做好大会准备工作，要在缅甸开一个小型会议，邀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参加。

去缅甸同样还是飞机和航线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决定另包一架印度飞机，改飞北线（昆明-仰光-雅加达），并先行试航。

4月7日，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送周总理到昆明，等待试航结果。

1955年4月，周恩来、陈毅一行抵达昆明机场。图源：网络

4月9日下午，终于传来了试航成功的喜讯，我们非常高兴，经研究决定代表团走北线。

周总理在昆明给邓颖超同志打了电话，说他虽然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其他几位同志要乘，请她转告罗青长同志研究清楚情况后，由外交部通知英国临时代办杜·威廉，要求务必保证中国人员的安全。

根据总理指示，外交部紧急约见了杜·威廉，将我方所获的情况告知，并提请香港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石志昂、李肇基、李平、黄作梅等同志香港登机之前。图源：新华社

4月11日下午接北京电话，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掉联系，并有外电报道说听见南海有一大爆炸声……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等待“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消息。

晚上接北京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发生爆炸，在南海坠毁，机上的中国代表团8名工作人员，以及同机前往的波兰、越南、奥地利3名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被打捞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 图源：网络

这是个沉痛的事件。经调查，当中国代表团改线的决定正式告知英国当局并公诸于众后，台湾特务机关随即撤销了在香港暗杀周恩来的计划。由于我先行到达香港的部分代表团人员乘坐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特务分子仍然没有放过进行破坏的机会。一名特务伪装成加油工，趁为飞机加油的机会，将一枚定了4个小时的炸弹放进了飞机油箱中。当飞机飞行到纳士纳岛附近上空时爆炸。

此事件发生后，周总理非常气愤，4月15日在仰光同尼赫鲁总理专门谈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问题。周总理提议，由印度方面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最后，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斯和我方熊向晖共同到香港进行调查处理。经过尖锐的斗争和反复交涉，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英国当局终于承认这是一起以周恩来和亚非会议为目标的政治谋杀案。

正在这紧张时刻，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警卫工作除姚力同志带两三个人打前站已到雅加达外，当时总理身边只有我一个人了。同志们都十分担忧总理出国后的安全，邓大姐为此写信给总理表示惦念之情。总理平静地对代表团及当地同志们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来，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在给邓大姐的复信中说：

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来源：（走近外交）

作者：成元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