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为何转向中国史书：没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几百年，只能借汉文正史补全

吉尔吉斯人今天有自己的国家、议会和教科书，但把时间往前推一千多年，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天山、帕米尔和叶尼塞河一带，以游牧为生，社会以部落为单位，文化主要靠口头传说传承。纸笔早已出现，他们却长期是“讲故事的民族”，而非“写档案的民族”。等到需要为本民族写一部成形历史时，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最关键的那几百年，本民族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于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学者一再翻检《史记》《汉书》《新唐书》《元史》《清史稿》，把其中与“坚昆”“黠戛斯”“吉尔吉斯”“布鲁特”有关的条目整理出来，收进国家史。

这不是出于对中国史书的迷信，而是早期记录者名单里，中国文官体系出现得最早、最连续，也写得最细。西汉、东汉、唐、元、清各朝，凡是与中原政权打过交道的边疆部族，多会被写进正史；匈奴、突厥、回鹘、黠戛斯、布鲁特皆如此。吉尔吉斯人追溯祖源，绕不开这批“别人的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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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从“坚昆”开始。《史记·匈奴列传》记匈奴以北有“浑窳、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其中“鬲昆”在《汉书》中写作“坚昆”，中国学者与吉尔吉斯学者大多认为这就是吉尔吉斯人的远祖之一。中原王朝盯着匈奴，顺带把匈奴周边的部族也写进了档案。

《汉书·西域传》还追记了坚昆的位置：“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这句话看似枯燥，对吉尔吉斯学者却很有用：有了方位，就能与考古发现对照。叶尼塞河上游、今图瓦一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东北部，出土的青铜时代遗址、突厥文碑刻和墓葬，与“坚昆”的地理描述大体吻合。模糊的地图上，等于出现了一个可用的坐标。

同一时期，希腊、罗马对中亚这片角落所知有限，中亚在他们的视野里近乎空白。汉帝国一边与匈奴交战，一边把“坚昆”记入档案，为后世吉尔吉斯人留下了最早的线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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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代，脉络清楚了许多。《新唐书》称“黠戛斯，古坚昆国也”，把西汉的坚昆与唐代的黠戛斯接了起来，等于替吉尔吉斯人完成了一次跨数百年的祖宗认定。

唐人之所以记黠戛斯，原因仍是地缘。黠戛斯属铁勒诸部，先被回纥压制，后趁回纥汗国衰亡崛起于漠北。唐朝将其纳入羁縻州体系：公元648年设“坚昆都督府”，隶安北都护府，封其首领为“左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赐姓李，唐名“李思摩”。

这段记载对吉尔吉斯人的意义有三层。其一，他们的祖先在唐代并非无足轻重的小部落，而是能与唐朝谈条件、接受册封的政治实体。其二，唐朝设府册封，构成吉尔吉斯地区与中国之间最早的政治联系，依据是当时的官档，而非后人想象。其三，它进入今天的民族叙事，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很早便与一个大文明有往来”的象征。

彼时欧洲正忙于拜占庭、法兰克与阿拉伯帝国的事务，叶尼塞河与天山的草原部族不在其记录重点之内。唐代史官在这里是第一现场的记录者，西方史料则远未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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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出现了一个关键变化：名称。《元史》中直接写作“吉尔吉斯”，地理位置大致在阿尔泰山以西、叶尼塞河上游，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及哈萨克斯坦东部一带。

此时中国史料所记，已不只是“有这么个部落”。元朝设岭北行省，名义上将漠北草原纳入行政区划，吉尔吉斯被设为“千户所”，由蒙古贵族管理。《元史》还记：“至大元年，吉尔吉斯部遣使来朝，贡方物。”帝国给边缘单位一个编制，对方不时来朝贡，关系便这样维持着。

对吉尔吉斯人而言，这段记载的价值在于：“吉尔吉斯”这个名字并非近现代才出现，元代已由汉字档案固定下来，这对民族认同十分重要；其活动区域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范围高度重合，便于与考古对接；他们由此参与了蒙古帝国的政治结构，可以被放进更大的世界历史图景。

西方对蒙古帝国的研究多依据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史料，关注帝国整体及其对欧洲、中东的影响，对叶尼塞河的吉尔吉斯部落则记载模糊。能把这一局部写细的，仍是《元史》与蒙古文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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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吉尔吉斯人在中国史料中以“布鲁特”之名出现，大体指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南麓的游牧部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现代吉尔吉斯人的直接祖先。

18世纪中叶，清朝平定准噶尔，势力推进到新疆西北，周边诸部进入视野。准噶尔败亡后，布鲁特部落归附，接受清朝册封。《清史稿·属国传》记：“布鲁特分东西两部，东布鲁特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西布鲁特隶叶尔羌办事大臣。”东西分治、各挂靠不同驻扎官员，布鲁特被视为属国，需纳税并提供部分兵源。

吉尔吉斯人在讲述近代史时，把这一段写成祖先与清王朝存在宗藩关系、是帝国体系中的被册封者。其现实作用在于：在帝国视角里，他们已进入制度框架，有名有份；今天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新疆之间的边界谈判，不少要追溯到清代档案，布鲁特记录便是证据之一；国家叙事由此可以说，这个民族从汉到唐到元到清，在中国史书里一直有名字、有位置、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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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西汉、唐、元、清四个节点排开，正好对应吉尔吉斯先民的部落形成、政权崛起、帝国纳入与宗藩关系。持续在这些节点留下文字记录的，是中国文官体系。

西方一侧，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史料对中亚认识有限，多停留在“斯基泰人”“塞人”等大概念；中世纪欧洲的视野集中于十字军、拜占庭与西欧，远东和中亚多经二手信息；西方系统书写中亚史，要等到地理大发现之后，那时吉尔吉斯的早期历史已过去一大截。

此外，西方学界长期借俄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推进中亚研究，汉文史料多作补充；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史学大量借助俄文体系，其中也引用了中国古籍。即便翻检“西方关于吉尔吉斯的研究”，最后往往仍要回到《史记》《新唐书》这类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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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并未把中国史书当作不容置疑的定论。学界清楚史书有其立场与偏见，使用时做了多重验证。

第一步是系统筛选。设立“中国史料与吉尔吉斯历史”类研究项目，翻译《史记》《汉书》《旧唐书》《新唐书》《元史》《清史稿》，把“坚昆”“黠戛斯”“吉尔吉斯”“布鲁特”相关条目全部整理出来。

第二步是以考古、碑刻等实物对照文字：叶尼塞河上游的墓葬、突厥文石碑、元代蒙古文档案，都与史书中的地理、族称、风俗逐项比对，看位置是否匹配、时间是否合理、族群特征是否一致。第三步是在本民族口头传统中找叙事骨架，再以史料填充。吉尔吉斯人有《玛纳斯》等长篇史诗，学者从中提取迁徙路线、部落联盟、敌对势力等元素，与史书对黠戛斯、布鲁特的描述对照，把口头故事变成有时间坐标的历史叙事。第四步是在教材与公共话语中二次筛选，只保留对国族认同最关键的内容。

【七】争论所在：疆域、主权与“被记录者”的位置

吉尔吉斯国内对此并非没有分歧。一种偏向国家主义的看法认为，唐设坚昆都督府、元设千户所、清有属国体系，这些时期的吉尔吉斯地区可视为中国王朝的势力范围乃至疆域。另一种偏向民族主义的看法则强调，“羁縻州”“属国”是唐、清从自身政治语汇出发对边疆关系的命名，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土；唐朝对黠戛斯有册封与宗藩关系，但其内部政治社会多半仍自行运转，清对布鲁特的控制也有限，很多时候更接近同盟而非完全统治。

还有民间民族主义者担忧，过度依赖中国史书会让本民族处在“被记录者”的位置，仿佛过去须由他人定义，因而主张把史诗、传说提升到与外来文字史料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些争论的实质，不是信不信中国史书，而是如何定位与东方大邻居的历史关系：是被纳入的边疆，还是自主的部落联盟；是帝国的一部分，还是有自主性但接受册封的伙伴。中亚研究圈内，中国学界、俄罗斯学界都有类似讨论，吉尔吉斯斯坦并非例外。但有一点基本共识：中国史料提供的时间线、地理信息与族称记录已不可替代，缺了它们，早期几百年几乎是一片黑箱。

今天吉尔吉斯的中学生翻开历史教材，会读到西汉坚昆部落居于叶尼塞河上游、与匈奴相邻，唐代黠戛斯归附唐朝、设坚昆都督府成为羁縻州，清代布鲁特归附清朝、为属国之一。他们未必关心网上的“西方伪史”之争，却能从这些句子里得到一种直接的感受：这个民族并非凭空出现，曾与一个东方大国有绵长而复杂的关系，过去有人替他们记了下来——记录者有自己的立场，但至少没有让他们在历史里完全失踪。

声明：本文为历史题材叙述；对话、人物心理和未经证实的具体情节不作史实陈述。不同记载请以可核对资料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