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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李。
近日,一名在莫斯科大学读历史本科的中国留学生,在课堂上把旭日旗披在了肩上,桌上还摆着旧日本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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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堂的中国同学当场制止,视频传开后,校方启动调查程序,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处也已接到学联的情况汇报。
一个从南京走出来的人,读的偏偏是历史,偏偏把侵略战争的符号当成课堂上的展示品。一个学历史的人比旁人更清楚那面旗子沾着什么,为什么还要把它披上身?
处理程序和遣返只是看得见的那一层,看不见的那一层,是那种把历史伤口轻飘飘当成道具的思维,到底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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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程序里
事情发生在10月14日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课堂上。涉事学生姓陈,本科三年级,来自南京,历史专业。他把旭日旗披在身上,桌上摆着一顶旧日本军帽,同堂中国学生当场制止。
他后来的解释是,自己只是喜欢日本历史文化,旗子是别人送的生日礼物,当天讲的是明治维新,带过去是想在老师面前表现一下。这句话本身就值得停一停。
一个历史系学生,在历史系的课堂上,把和侵略战争直接绑定的旗帜披在身上,目的居然是在老师面前“表现自己”。他不是不知道那面旗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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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因为读的是历史,他比普通人更清楚旭日旗在东亚近代史里处在什么位置,清楚它跟着旧日本军队走过哪些地方。知道之后仍然选择披上肩,问题就出在“在不在乎”上。
10月16日,历史系研一学生张某和大四学生苏某一同起草请愿书,要求院方启动调查程序,多名中国留学生签字后当天提交。系里当天启动程序,对涉事学生作遣返处理。
10月17日,莫斯科大学中国学联发布通报,校方明确表示该行为严重违背育人理念、扰乱教学秩序,正式启动校内调查程序,学联同时将情况汇报至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处,并呼吁在校学生理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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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钧正平发表评论,指出旭日旗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标志性符号,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哪所校园,为军国主义张目都是对人类良知的公然冒犯,为人所不齿,同时肯定了在场中国学生第一时间挺身制止的做法。
10月19日下午,校方召开专题座谈会,历史系主任别洛乌索夫在会上表示反法西斯的历史共识不容亵渎,俄罗斯和中国是二战中的战友,校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中方以及该系中国留学生的立场完全一致。
会后,系主任和参会的中国留学生在历史系的反法西斯纪念碑前合影,碑上刻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历届历史系师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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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层需要说清楚。标题里的“开除遣返是第一步”,准确的落点是程序给出了第一层回应。
遣返已经发生,校方的正式调查程序在推进,最终处分以校方正式公布为准。把已经落地的和尚未官宣的混在一起说,反而会冲淡这件事本该有的分量。
一个人被从校园里移走,程序走完了它该走的那一段。真正没有被程序带走的,是一个读历史的人在那面旗子面前心里没有响起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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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参与请愿的学生对《环球时报》说了一句话,“科学没有国界,但历史学家有祖国”。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修辞上,在于它点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历史学这一行当对从业者有一条底线要求,就是分得清哪些东西可以研究、哪些东西不能轻佻。
程序处理的是行为,处理不了行为底下那层东西。那层东西从哪里来,需要把目光从一间教室挪到更大的尺度上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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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不能划糊的线
这件事吵开之后,有一种声音说是不是太敏感了,看到日本元素就反应过度。这条线恰恰需要说清楚。旭日旗、旧日本军帽、靖国神社这类东西,属于同一类。
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太政官布告,旭日旗正式成为日本陆军军旗,1889年又成为海军军旗,此后随着日军的侵略步伐出现在侵华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
它不是日本国旗,是那支军队、那场战争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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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南京人、一个历史系学生把这种东西披上肩,不是审美选择,不是学术讨论,是在公开场合把一个承载着具体血泪的符号从历史里拽出来挂在自己身上。
和服、日料、动漫、普通的日本历史文化研究,属于另一类。它们和军国主义没有直接绑定关系。
一个人穿和服拍照不等于认同侵略战争,一个学者研究日本近代史也不等于为军国主义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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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两类东西搅在一起,看到和服就冲上去,看着像在守底线,实际上是把谴责的分量分散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钧正平评论里肯定在场学生挺身而出,学联通报里专门写了倡导理性表达,这两个信号放在一起,边界就很清楚:该盯住的是那个把旭日旗披上身的行为本身,不是所有和日本有关的东西。
小李个人的看法是,这位学生错就错在他碰的是最核心、最不容含糊的那一类符号,而且碰的方式是在课堂上披着、摆着,做给老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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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穿一件和服走在街上,中间隔着的不是程度差异,是性质差异。
线划清楚了,另一个层面就会浮出来。一个人在教室里可以把军国主义的旗子当成表演道具,一套系统性的力量也可以在更安静、更持久、更难被察觉的地方做同一件事。
个体层面的轻慢是一层,结构层面的改写是另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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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那段历史可以被减重,可以被换成另一种说法。区别只在于,一个人用的是旗子和军帽,一套系统用的是语料边界和检索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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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里的“减重”
就在这起事件前后,另一条线索在公开报道中逐渐清晰。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了日本右翼势力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篡改二战历史语料的问题。
一些模型在回答中把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把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把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
毛宁的定性很明确: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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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盯住的是政府层面的动作。日本数字厅主导的政务AI系统“源内”在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获拨44亿日元,2025年在数字厅启动试点。
2026年向约18万名公职人员开放,计划从2027年度起全面投用,搭建了约1800万页政府档案的检索语料库,底层接入的是美国Anthropic公司的Claude模型。
这套系统的语料采集起点被锁定在1947年5月,也就是日本现行宪法生效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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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侵华战争、殖民统治,连同《终战诏书》和东京审判判决书,统统被挡在基准语料之外。
2026年5月,时任数字大臣松本尚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承认,他当天的国会答辩稿由“源内”辅助起草。
这意味着打着政府公文标签的AI输出,会进入白皮书和政策文件,再被全球数据抓取和其他模型当作高可信度来源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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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给出的数字是,0.01%的虚假训练文本就能让有害内容增加11.2%,而挂着官方标签的样本权重只会更高。
日本《朝日新闻》的调查还披露了另一条线: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AI视频报价5000日元。
涉华负面内容每千次播放的奖励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资金源头指向日本外务省自2015年以来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的超560亿日元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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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端也在同步适配。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资料中,“七七事变”被淡化为“日中军事冲突”,南京大屠杀被“南京陷落”一笔带过。
731部队部分核心罪证未被数字化,其运营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更新检索系统,让这些资料更易被西方搜索引擎和AI模型抓取。
这些事放在一起看,指向的是同一个逻辑。AI本身没有历史判断力,它复刻的是语料里的叙事结构。语料被人为裁剪,输出的历史认知就会跟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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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早已对南京大屠杀作出法律认定,30万以上的数字是经过庭审证据确认的历史定论,不会因为语料库的边界调整而消失。
但一个年轻人向AI提问时得到的答案,和判决书之间隔着的那段距离,正是“减重”发生作用的空间。一个人把旗子披上肩,刺眼,容易被看见。
一套系统把侵略叙事从语料库里悄悄抽走,安静,影响的是下一代人默认的认知起点。两者共享同一个前提:那段历史可以被裁剪成不那么沉重的样子。
结语
开除和遣返是程序给出的第一层回答。它移走了一个人,移不走的是把历史伤口当成表演材料的那层轻慢。
一个民族记住痛,不是为了停在痛里,是为了让有些东西在任何课堂、任何语料库、任何算法里都不能被悄悄换成另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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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子被收走了,语料边界还在被调整,这是“第一步”之后真正需要持续盯住的地方。
守住底线靠的是事实、规则和持续的关注,不是一时的情绪。历史有尺,那把尺不在旗子的布料里,在每一个人愿不愿意认真看一眼那面旗子背后到底压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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