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0年代的浙江警官学校，余乐醒站在讲台前，面对一屋子年轻学员，讲的不是空泛口号，而是化学药剂、秘密联络和行动中的应变。台下听得格外专注，其中便有后来成为军统干将的毛森。此时的余乐醒，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日后竟会败在“太受欢迎”这件事上。
余乐醒1901年出生于湖南醴陵。青年时期，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接触工业化学、机械等学科。那段留学经历，让他掌握了当时国内极为少见的专业知识，也使他见识到近代国家在组织、技术和训练方面的差距。
在法国期间，余乐醒还参加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周恩来等人有过交往。后来，他又进入苏联方面的军事院校学习政治保卫。化学、机械、情报保卫，这几种经历叠加在一起，使他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他不是只会写材料的文职人员，也不是只懂枪械的军人。遇到爆炸物、药物、器械和秘密行动等问题，往往都能说出门道。更难得的是，他善于讲解，能够把复杂内容讲得明白，这一点后来直接影响了他的命运。
1932年前后，复兴社成立，戴笠开始参与组织实际事务。当时的戴笠虽有野心和行动力，却缺少系统的特务训练经验。如何建立情报网络，怎样安排人员，怎样让不同派系彼此牵制，他都需要有人指点。
余乐醒正是在这个阶段进入戴笠的视野。两人初期关系密切，戴笠遇到难题，常常向余乐醒请教。余乐醒也没有藏着掖着，组织管理、秘密侦察以及利用矛盾等方面，都给过具体建议。
有一次，戴笠曾问他：“做情报工作，最要紧的是什么？”余乐醒回答：“不是人多，而是消息能不能分层，办事能不能互相制约。”这类经验，对当时尚在摸索中的戴笠颇有帮助。
不过，师友关系经不起权力扩张的考验。军统前身不断壮大后，戴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用人体系。余乐醒资历深、能力强，又有海外经历，在不少人眼中，他并非普通下属，而是可以独当一面的领军人物。
余乐醒担任特务处华东区负责人时，工作成绩没有达到戴笠的预期。几个月下来，能够拿出来的成果并不多。戴笠因此产生疑虑，认为余乐醒办事不够积极，甚至怀疑他另有想法。
值得一提的是，调任浙江警官学校后，余乐醒反而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把特工理论、秘密携带、化学防护、药物使用等内容编成课程，讲课时少有空话，往往从真实场景入手，让学员明白一项技术在行动中究竟怎么用。
学员们对他十分佩服。有人私下说：“余主任讲一堂课，能让人记住好几个月。”这句话传到戴笠耳中，味道就变了。一个被调离核心岗位的人，竟然在训练系统里迅速聚拢人气，这自然会触动上级的敏感神经。
1938年12月，汪精卫在河内公开投敌后，戴笠方面曾谋划对其实施刺杀。余乐醒奉命参与行动。河内当时戒备森严，汪精卫身边又有较多护卫，任务本身风险极高。行动未能成功，余乐醒却设法脱身回国。
这次失败，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转折点。戴笠没有把他重新安排到重要岗位，反而以经济方面的罪名将其拘押。关于具体案情，后来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余乐醒被撤职并长期关押，却是其人生中无法回避的一段经历。
在军统内部，曾有人替余乐醒说情。戴笠态度强硬，没有因此改变决定。对他来说，能力强并不等于可以不受控制；一个熟悉组织内部运转、又深得学员信任的人，反而可能被视为隐患。
余乐醒在狱中度过数年。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后，他才获得出狱机会。此时的军统已经换了面貌，毛人凤逐渐掌握更多事务，余乐醒与旧日组织之间也再难恢复从前的关系。
据相关回忆，余乐醒后来曾向共产党方面提供过一些情报。凭借早年的资历和熟悉的内部情况，他一度能够接触到有价值的信息。毛人凤察觉异常后，派人前往查找，而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正是余乐醒昔日训练过的毛森。
师生身份在这里形成了强烈反差。毛森带人赶到之前，余乐醒已经离开原处，未被当场捕获。这个细节未必能解释全部经过，却说明当时各方关系已经复杂到师生、同僚和敌手之间相互交错的程度。
1949年以后，余乐醒曾在机械行业任职，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但由于早年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他仍受到审查和关押。后来，他因病在狱中去世，具体年份在不同材料中存在差异。
余乐醒的一生，既有近代技术教育留下的印记，也有复杂政治环境造成的反复命运。他曾帮助戴笠搭建组织方法，后来又因个人声望和彼此猜疑走向决裂。对于戴笠而言，这位“老师”最难处理的地方，或许正是他既懂技术，又懂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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