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冬，北京的一间病房里，周恩来病情已十分严重。李先念、陈锡联前来探望时，他没有先谈自己的身体，反而问起两名干部的处境：“有两个人的事情，我一直不安心，一个是你，一个是温玉成。”
陈锡联的问题后来得到妥善处理。周恩来听完，神情稍稍放松，却又追问起温玉成：“温玉成现在关在哪？”停顿片刻后，他补了一句：“不是我要关他，都是江青捣鬼。”
一个人在生命末期仍惦记着一名受到审查的老部下，这句话的分量，不能只用上下级关系来解释。温玉成的经历，正是那一代军人功勋、处境与命运交织的缩影。
1915年，温玉成出生于江西兴国的农民家庭。父亲早逝后，他很早便离开私塾，靠劳动维持生活。1929年前后，革命力量进入兴国，年仅十四岁的温玉成参加地方革命工作，随后走上了军旅道路。
1930年4月，他加入工农红军。那时的红军条件极为艰苦，干部成长没有现成章法，往往要在行军、作战和政治工作中接受考验。温玉成先后担任宣传员、干事等职务，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的真正崭露头角，发生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期间。1933年，他进入中央红军独立第十二团工作，后来担任红十一团政治部主任。长征开始时，温玉成出任红八军团第六十二团政治委员，年纪虽轻，已经承担起带领部队执行硬任务的责任。
湘江战役是一次极其惨烈的突围作战。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部队伤亡严重。为掩护中央纵队转移，温玉成率第六十二团担负阻击任务，在兵力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最终完成任务，向黎平方向转移。
这类战斗最能检验一名干部。命令下达后，温玉成没有选择退让，而是把部队放在掩护主力的位置上。朱德、罗荣桓等人都注意到他的表现，认为他既能带兵，也能在危急关头稳住部队。
抗日战争时期，温玉成进入新四军工作，担任过组织部门和部队领导职务，后来负责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的工作。他参与开辟澄锡虞、江高宝等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既要打仗，也要做地方工作。能在两种任务之间转换，是当时许多部队干部必须具备的本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温玉成率部赴东北，进入东北民主联军序列。东北战场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超此前，他在这里与林彪等人共事。多年后，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在“九一三”事件后受到牵连。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不久，温玉成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入朝作战。10月25日，第四十军在温井一带与敌军交锋，打响了志愿军入朝后的重要战斗。此后，他率部参加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多次作战任务。
战场上的功绩，使温玉成获得了广泛认可。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他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并参与军队重要工作。对一名从贫苦乡村走出的红军干部而言，这样的经历本应意味着政治和军事生涯进入稳定阶段。
转折出现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由于温玉成早年与林彪共事，又曾是其部下，他被列入审查范围。审查结果使他失去原有职务，长期被安排在成都一处住地接受监管，只能做修剪花木、清扫落叶之类的工作。
从战场上的军长，到被限制行动的老人，落差之大可想而知。温玉成曾多次写信反映情况，却迟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妻子宋婉明陪伴在侧，知道丈夫性格沉默，不善于为自己辩解，只会服从命令、带兵打仗。
据有关回忆，在那段日子里，温玉成精神压力极大，甚至产生过轻生念头。宋婉明便写下一张张字条，放在他能够看到的地方，劝他坚持下去。那些简单的话，没有宏大的道理，却成为一个人熬过困境的支撑。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始终没有把它当作普通的人事问题。1975年冬，他在病重之际向李先念打听温玉成的下落，并要求有关方面处理。成都军区随后接到通知，温玉成结束了长期监管，恢复了人身自由。
此时的他已经严重消瘦，身体状况与当年率部作战时相比判若两人。宋婉明曾对人说，温玉成是个老实人，除了带兵打仗、执行命令，根本不懂那些复杂的政治纠葛。这句话朴素，却点出了他遭遇的根源。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温玉成得到解脱的时间并不长，许多问题也没有来得及完全澄清。1989年，温玉成在南京病逝，终年74岁。作为一名从中央苏区走出的将领，他的一生有过湘江边的阻击、朝鲜战场的鏖战，也经历过晚年难以解释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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