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贲|预期的预期：AI写作时代的集体沉默

学人简介：徐贲，1950年生于江苏苏州，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语系荣休教授。作者授权首发。原标题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人文研究写作的启示》，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化奠定微观基础。这个奖项听起来远离人文与写作，但它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却引发了我对AI人机共笔前景的联想：人们并不只是对眼前的现实做出反应，也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来决定当下的行动。《礼记·中庸》有言：“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里的“豫”，不只是预测，更是把未来提前纳入当下的判断。

“预期”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假如公司今年给你发放10万元奖金，这笔额外收入固然可以改善你眼前的生活，但如果你对未来没有安全感，你会把钱存进银行，不敢花。相比之下，如果公司给你一份未来十年不会辞退的合同，哪怕工资只有微幅上涨的机会，稳定的就业预期可能让你更愿意贷款买房，或者增加其他开支。

前者增加了你眼下拥有的钱，后者则改变了你对未来收入与生活风险的判断。两者对行为的影响，未必与眼前获得的经济利益成正比。人们不仅根据已经拥有的东西行动，也会根据自己相信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来安排现在的生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远虑并非空想，而是当下行动的一部分。

联系到AI人机共笔，预期同样会影响行为方式。学术写作的规则和评价方式一定会发生变化，但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却无法准确预测。这里同时存在预期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确定的是变化的方向，不确定的是变化到来的时间。两者并不相互抵消，反而共同影响着今天的选择。

假如完全不相信规则会变，人们可能放弃探索；假如确信变化马上就会到来，又可能过早承担公开实验的风险。当人们相信变化终将发生，却不知道它何时发生时，探索、等待、谨慎与行动便可能同时存在。

因此，需要关心的不只是预测AI人机共笔何时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广泛承认，而且更要追问：当人们对变化的方向有判断、对变化的时间却没有把握时，这种预期会如何塑造当下的写作行为？不同年龄、职业阶段与制度位置的人，又会怎样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学术共同体能否通过更可信的规则安排，减少不必要的观望与隐瞒，使人们在变化真正到来之前，就有条件开展公开、诚实而有责任的探索？

一、预期的三个维度：方向、期限与可信度

古人说“风起于青萍之末”，预期往往先于事实，以微弱信号进入人的判断。预期并不是对未来的一种笼统猜测，而是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判断。面对一项尚未发生的变化，人们不仅会判断它是否会发生、可能在什么时候发生，还会考虑有关变化的承诺是否可信。这三个维度——方向、期限与可信度——共同影响人们如何安排当下的行动。

第一个维度是方向，即人们相信规则最终会收紧、维持现状还是逐渐放松。方向判断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认为改变现有做法值得投入。如果相信现行规则将长期不变，人们可能选择适应既有要求，或者放弃那些暂时难以获得承认的探索。如果相信规则终将改变，即使不知道变化何时到来，也可能愿意提前积累经验，为未来的可能性做准备。方向上的预期由此产生一种面向未来的行动动力，但它并不意味着人们必然采取公开行动；现实风险仍然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所谓变通之道，方向判断便是人们对“变”与“通”的提前下注。

第二个维度是期限，即人们认为变化可能在多久之后发生。对未来持有相同的方向判断，并不意味着当下会采取相同的行动。相信规则终将放松的人，如果认为变化就在眼前，可能愿意立即尝试新的写作方式；如果认为变化还需要十年，则可能一边继续探索，一边谨慎处理公开披露的问题。期限的不确定性还会改变等待的价值：等待可能让人获得更多信息、避免过早承担风险，却也可能使人错失积累经验和参与规则变革的机会。行为决策研究表明，人们对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感受，会影响他们在即时收益与延迟收益之间的选择。因此，时间并不只是预期中的一个数字，它还关系到行动的成本、收益与机会。时间的期限不是抽象数字，它把时间之流变成了选择的考量。

第三个维度是可信度，即人们是否相信宣布规则的机构会按承诺行事，以及承诺能否经受时间和环境变化的考验。即使人们相信某种规则最终会改变，也未必相信机构会按照公开宣布的路径推进。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Finn E. Kydland and Edward C. Prescott）在经典论文“规则优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中指出，政策制定者在不同时间点可能面临不同的激励，事后看似合理的调整，可能破坏事前承诺的可信度；而理性的行动者会把这种可能性纳入自己的决策（473–91）。这项研究提醒我们，制度承诺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承诺的内容，也取决于人们对承诺能否兑现的判断，制度承诺若无信，便难以为有风险的行动遮风挡雨。

预期的心理作用，正在于这三个维度并不总是协调一致。一个人可能确信变化终将发生，却不知道何时发生；可能判断变化很快到来，却不相信机构会兑现承诺；也可能对变化的方向和时间都没有把握，但因为相信制度程序公平，仍然愿意进行有限的尝试。未来越不确定，人们也不一定越消极：有些人会选择等待，有些人会分散风险，还有些人会通过小规模、可调整的行动积累经验。

因此，判断一个人的预期，不能只问他认为未来会发生什么，还要问他认为何时发生，以及他是否相信有关变化会按照预期实现。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一个人的预期状态。同样相信AI写作规则十年内会放松的人，如果相信制度会逐步兑现这一方向，就可能愿意提前探索并保存协作记录；如果不相信制度承诺，即使持有相同的方向判断，也可能选择低调行事、限制公开披露，或者暂缓高风险尝试。

对人机共笔而言，真正影响当下选择的，不只是人们对未来规则的判断，还有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种判断，并据此承担今天的风险。方向决定人们是否愿意朝未来投入，期限影响他们何时行动，而可信度则影响他们愿意把多少希望和资源押在未来之上。

二、两年、五年、十年：设想三种期限下的共笔图景

如果说预期的方向决定人们是否愿意为未来的变化做准备，那么期限就影响他们何时行动、投入多少，以及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这里提出的“两年、五年、十年”，不是对学术规则变化时间的预测，而是三种假设性的时间情景。它们所要说明的，不是规则必然沿着某条道路演变，而是当人们对变化到来的时间有不同判断时，即使对变化方向的看法相近，也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

对学术共同体而言，重要的不只是每个人持有什么预期，还包括不同预期在群体中如何分布，以及哪一种预期更能影响公开行为。

两年：

如果一个人预期两年内规则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甚至还会有间歇性倒退，他就更有理由优先考虑眼前的职业风险。在现行披露要求和检测方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深度使用AI却又担心受到负面评价的人，可能选择表面合规、尽量不公开协作过程，甚至把精力花在让文本“像人写的”上。对个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规避眼前风险的策略；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采取类似做法，整个共同体就可能陷入检测与规避相互升级的循环。检测工具根据已有文本识别某些特征，作者则根据检测结果调整写法，新的写法又改变了检测工具所面对的文本分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可形容这种猫鼠游戏式的竞赛。

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为理解这种反身性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视角：当政策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依据旧政策下的行为关系建立起来的模型，就不能被不加调整地用于预测新环境（Lucas 19–46）。这并不意味着AI文本检测必然失效，而是提醒我们，检测机制一旦成为作者有意识应对的对象，其有效性就可能受到行为适应的影响。两年期的预期如果占据主导地位，研究者就可能把有限的时间用于适应现行评价体系，而不是公开检验人机共笔究竟能够带来什么。真正值得担忧的，不只是检测与规避之间的技术竞赛，还有这种竞赛对研究精力和公开探索空间的挤压。

五年：

如果一个人预期规则可能在五年左右发生实质性调整，他面对的问题就不再只是“现在能不能用”，而是“怎样使用，才能既符合现行要求，又为未来的制度变化做好准备”。AI查痕的猫鼠游戏于是进入一个双重劳动与语言表演的阶段。研究者不得不把复杂的思想碰撞切割、打包，向上级、期刊、出版社上交一份“AI只负责润色、核心全在个人”的完美剧本。

对许多人来说，论文写作便出现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双重操作”：研究者一面组织材料、展开论证、修改文本，一面还要为这些工作准备一套关于AI如何参与其中的“叙事”。这套叙事未必旨在如实还原思想与文字生成的过程，而是要把复杂、反复、难以截然分割的人机互动，整理成一份符合现行规范、便于审核、不会引起怀疑的说明。

AI究竟在哪一步提出了关键思路，人的判断究竟在何时改变了论证方向，某个段落究竟经过多少轮相互交织的生成、质疑与修改，这些问题在真实的写作过程中往往没有清晰的边界；到了披露环节，却仿佛必须能够逐项划分、准确归类，甚至还原出一条整洁的责任链。

于是，研究者学会的可能不是更诚实地说明自己的工作，而是更熟练地讲述一个制度听得懂的故事：AI只负责润色，人始终掌握核心思想；机器提供了建议，关键判断则完全出自作者；每一个环节都各安其位，每一份责任都清楚无误。故事是否忠实于实际过程，反而退居其次；只要它符合规则预设的角色分工，内部逻辑自洽，听起来合理可信，就可能顺利过关。

其荒诞之处在于，制度原本希望通过披露辨认真实的责任关系，最终却可能训练出一批擅长生产合规叙事的人。当规则无法可靠地识别真实过程，却能够有效地筛选什么样的说法才算可信时，诚实就可能成为一种风险，而善于讲述合规故事反倒成了一种能力。

《周易·乾·文言》讲“修辞立其诚”，可若制度不为坦承共笔的“诚”留出安全空间，“修辞”便可能滑向“修辞术”；“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是人们先学会把名分摆正，再学会把过程讲圆，编造自洽、完美的叙事。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研究者都会撒谎，而是说，不能把人性的诚实当作制度运行的前提，更不能指望一纸披露声明自动保证真实。规则如果只要求人们交出一个看起来正确的答案，却不为复杂、诚实而有责任的说明留下空间，那么它维护的可能只是合规的外观：人人都提交了故事，人人都完成了程序，至于故事背后的真实写作究竟如何发生，反而无人真正追问。

稍有写作常识的人都知道，构思、检索、起草、“文字整容”式改写和校对，对研究者的思想贡献及其责任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相同；未来的披露制度也可能据此形成更细致的分类。期刊之间还可能出现不同路径：有的强调过程透明与贡献说明，有的继续对AI参与的某些环节实行严格限制。

五年左右的时间尺度，对许多处于职业发展关键阶段的青年教师尤其敏感。如果规则变化可能发生在下一轮评审之后，那么等待就有潜在价值：现在公开深度使用AI的风险可能是现实的，而未来获得承认的收益却尚不确定。但等待也有代价。过度谨慎可能使研究者错失积累共笔经验、形成研究新方法和参与规则讨论的机会。

因此，同样预期规则会改变的人，可能作出不同选择：有人降低公开风险，同时持续积累共笔经验；有人从低风险、可记录的项目开始尝试；也有人愿意提前公开实践，希望以具体案例推动制度讨论。五年预期的意义，不在于它必然造成某种行为，而在于它使等待的价值与提前行动的价值发生了更直接的竞争。

十年：

如果把预期的时间拉长到十年，我们未必有理由相信，学术共同体会因此变得更加诚实和理性，或更有可能合理地重新界定作者身份、思想原创性与最终责任。当下，有调查显示，99.4% 的期刊收取版面费，且89.9% 的期刊认为这是合理的正常收入。收费标准因刊而异，从每页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笔收入通常能覆盖刊物1/2到1/3的成本亏损（不含人员工资）。设想学术健康发展，实际上是在预设了一个愿意正视现实、能够自我纠错的健康学术共同体，而今天的学术共同充满了金钱交易、腐败和暗黑，早已是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病人，制度的衰败，往往不是无人看见，而是看见之后仍照旧行事。

一个健康的制度变革从来不是时间的自然产物。现有的规则不仅组织学术活动，也维系着既有的权力关系、评价秩序与利益分配。只要现行制度仍能正常运转，维持旧规则就可能比改变规则更符合某些人的利益。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多数人相信现行规则还会延续十年，长期预期就可能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效果：人们不再把精力放在推动规则改变上，而是学习如何在规则之下生存。最初出于避险而采取的隐瞒，可能逐渐成为职业习惯；对真实写作过程的说明，可能让位于经过精心设计的合规叙事。年轻人从前辈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怎样研究，也包括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说，以及怎样把实际发生的事情讲述成制度愿意接受的样子。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在《撕下面具》（ Tear Off the Masks! Identity and Impos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中，研究了苏联社会中的身份表演与冒充。这里并不是把苏联社会与当代学术界简单等同，而是借助这一历史参照，理解一种更普遍的制度风险：当一个体系持续奖励符合规范的公开形象，却不鼓励人们如实呈现自己的真实处境时，表演就可能取代诚实，伪装甚至可能被视为成熟的生存技能。

如果这种机制在文科学术中固化，损失就远不止AI使用披露的失真。研究者可能越来越善于生产符合评价标准的文本，却越来越不愿公开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犹豫、试错、借助与修正。同行之间看似共享规则，实际上却无法坦诚讨论各自的研究实践。论文、期刊、评审和合规程序依然存在，学术共同体却可能逐渐失去检验真实经验、共同修正判断的能力。它保留了学术生活的外部形式，却侵蚀着人文学术赖以存在的诚实交流与思想探索。

因此，十年的时间并不能自动等来文科诚实和健康的制度调整，正如康德所说，“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当一套规则能够依靠人们的沉默和伪装维持自身时，时间不仅不会自动带来改革，反而可能使不合理的秩序获得文化上的合法性。 真正的问题不是学界需要多少年才能接受人机共笔，而是当旧规则已经无法忠实描述真实的写作实践时，学术共同体是否还保有承认这一事实、改变既有秩序的意愿与能力。时间并不自动为善，制度变革仍需人的选择。

晦暗不明的前景：

三种期限，三种不同的等待，却未必通向更好的未来。两年之内，人们可能忙于躲避检测；五年之内，人们可能忙于学习如何讲述一个合规的故事；十年之后，最令人悲哀的情形或许是，人们已经不再期待规则或程序的改变，而把适应规则、隐藏真实、维护表象当成学术生活的常态。若如此，规则和程序越精致，离学术反而越远。

学术制度的意义，本来就在于约束人性的弱点，而不是假定人们天然正直和诚实。然而，当制度自身也陷入权力、利益与虚伪的纠缠，当它要求人们表现得诚实，却没有为诚实留下安全的空间，规则就可能不再矫正人性，反而放大人性的怯懦与算计。

这或许才是AI人机共笔面临的深层困境：我们担心机器会使思想变得廉价，却可能忽略另一种更古老的危险——一个学术共同体即使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智能工具，越来越精细的审查程序，也可能逐渐丧失坦诚面对真实的勇气。机器可以帮助人们生成文本，却不能替一个共同体恢复已经流失的诚实；技术可以不断进步，制度却可能在精致的程序中日渐衰败。

未来两年、五年还是十年，终究无法预知。真正令人悲哀的，不是改变迟迟没有到来，而是当改变终于可能到来时，人们已经学会了不再期待改变，甚至忘记了学术原本应当是怎样一种清醒、明智，与时俱进的思想和存在方式。

三、谁在预期：年龄、职业阶段与剩余职业期

预期期限只有与预期者自身的时间视野相交，才会转化为具体行为。这里可以引入一个简单的比较指标：预期规则发生变化所需的时间，与个人剩余职业期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认为规则十年后才可能松动，而他还有三十年的职业生涯，那么当下的克制可以被理解为一段过渡。假如他只有三五年就要退出学术评价体系，同样的预期却可能意味着：这条规则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前都不会改变。

年龄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对应不同的技术熟悉程度，更因为它改变了一个人等待规则变化的实际代价。

三十岁以下的博士生与博士后，通常更熟悉新技术，却也更容易受到出版环境、就业市场和导师评价的约束。他们对未来规则的判断，往往不完全来自自己的经验，还要从导师、期刊编辑和评审人的态度中推断。

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的“代际位置”（generational location），有助于理解这种差异：在生成式AI普及之后接受训练的一代，可能逐渐把使用AI视为正常的知识实践，反而需要解释为什么完全不用。然而，技术实践上的先行，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在公开表达上率先改变规则。恰恰相反，职业起点上的不确定性，可能使他们成为最熟悉AI、却也最谨慎于公开说明其使用方式的一群人。

三十到四十五岁的青年教师，则可能处在另一种更尖锐的矛盾中。他们既有动力尝试新的研究与写作方法，也已经进入职称评审、续聘和学术声誉积累的关键阶段。假如他们预期五年内规则会有所松动，而眼前的评审制度仍然严格，那么等待就可能显得更为理性：未来规则的变化尚不确定，当前评价带来的风险却迫在眉睫。

于是，越熟练地使用AI的人，反而越可能谨慎地公开自己的做法。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怯懦，而是制度激励与个人时间视野共同造成的悖论：一个人越有能力探索新方法，越可能因为承担不起眼前的代价而选择沉默。

四十五到六十岁的资深学者，以及编辑、系主任和评审委员会成员，处在不同的位置。他们不仅接受规则的约束，也可能参与规则的制定、解释与执行。如果他们认为变化终将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内发生，就有理由推动共同体提前讨论新的评价方式；如果他们认定现行规则将长期延续，也可能倾向于维持既有标准。

阿祖莱等人（Pierre Azoulay et al.）对科学家去世后相关研究领域变化的研究发现，关键科学家的离场会影响其他研究者进入其研究领域的机会。这项研究并不能直接证明资深学者对AI写作规则的影响，却提醒我们：学术共同体中的关键人物，其作用并不与人数成正比。他们表达的判断、发出的信号，以及是否愿意为新实践提供正当空间，都可能影响其他人的预期。

七十岁以上的学者，尤其是已经退休、财务自由、不再接受常规职业评价的人，则拥有一种特殊的行动空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他们不再承担职称晋升和续聘的直接风险，也不受到当前评审周期的牵制，因此有条件尝试那些在职者不敢公开尝试的写作方式。

他们的优势未必是技术最前沿，真正的优势可能在于试错成本较低：即使实验受到质疑，也不至于直接影响一项正在进行的职业晋升。若他们愿意公开过程、说明方法，并对最终作品承担责任，其实践便可能为后来者提供可讨论、可检验的先例。

当然，退休并不意味着愿意承担声誉风险，资深身份也不自动赋予一个人推动变革的意愿。承担风险意味着被怀疑动机和嘲讽成“学术老登”，尤其是对于功成名就者而言，半生积攒的学术声望往往比现实的功利更为珍贵。

对晚节不保的顾虑、对既有学术规范的惯性依赖，以及对新范式可能带来的“贬值”恐惧，常常让最拥有独立行动资本的人，反而沦为秩序最坚定的守成者。因此，这种特殊的行动空间能否转化为打破僵局的破局之力，不仅取决于制度给予的余地，更取决于个体是否具备跳出既定评价体系、重新定义学术生命价值的勇气。

不同年龄段内部存在很大差异。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把学者按年龄划分成固定的行为类型，而是看到：同一种关于未来的判断，会因一个人所处的职业阶段、能够承担的风险，以及距离退出评价体系还有多远，而产生不同的现实后果。 预期并非只存在于个人头脑中；它还受到制度位置的塑造，并通过人们的沉默、尝试和公开表态，反过来影响共同体对未来的判断。

四、预期的预期：从多数无知到共同知识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第十二章借“选美比赛”说明金融市场中的预期机制：参与者的目标，不是选出自己认为最美的人，而是猜测别人会选谁，以及别人又会如何猜测其他人的选择。

在这种情形下，判断的对象不再只是事情本身，还包括他人如何判断这件事。学术规范的演变也存在类似的结构。研究者不仅要判断AI写作规则是否会改变，还要判断同行是否相信它会改变、期刊是否准备调整，以及公开尝试的人会得到怎样的评价。

由此可能形成一种自我维持的局面：许多研究者私下认为共笔规则迟早会松动，却不愿公开表达，因为他们无法确定别人是否也这样想，更无法确定公开表态会带来什么后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谨慎理解为对共同体态度的回应，又从其他人的沉默中推断现行规则依然牢固。

结果，私人判断与公开行为之间出现了落差：人们未必真心认同现状，却共同表现得仿佛现状不会改变。这与社会心理学所说的“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有相通之处：许多人私下持有的看法，与他们对多数人看法的想象并不一致，而这种误判反过来维持了既有规范。《论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多数无知恰恰使人不敢公开其所知。

要改变这种局面，仅仅让更多人私下相信规则终将改变，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这种相信能否成为彼此可见、可以相互确认的判断。博弈论所说的“共同知识”，比“很多人都知道”更进一步：不仅每个人知道某件事，而且每个人知道别人也知道，别人也知道每个人知道，如此层层递进。

对AI人机共笔而言，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只需要相信同行正在暗地里尝试新的方法，还需要看到同行知道这种尝试并非个别人的秘密，期刊、学会和学术机构也知道这种实践正在发生，并愿意公开讨论相应的责任与评价标准。“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公开信号的意义，正在于把私下的“知”变成彼此可确认的“共知”。

人类的写作目前陷入极度的混乱和集体虚伪，“怎么办”成为新时代启蒙迫在眉睫的问题，却也是个人最无能为力的，对没有共笔的人讲述共笔对未来文明的意义，有一种夏虫不可语冰的徒劳，也有一种明知徒劳仍要开口的固执。

这正是“用行动参与塑造预期”的意义。新写作实验并非只是等待规则改变之后再采取行动，而是以负责任、可检验的实践，为规则变化创造讨论的条件。它既是一项个人选择，也可能成为一种公共信号：让其他人看到，新的写作方式并非不可言说的秘密，围绕它的争论也可以从猜测动机转向讨论方法、判断与责任。预期由此不再只是对未来的被动估计，也成为人们能够共同改变的现实条件。

未来并不是一个等待我们抵达的既定终点。人们对未来的相信，会改变今天的选择；今天的选择汇聚起来，又可能使原本只是预期的变化成为现实。AI人机共笔的学术前景也是如此。我们无法准确知道规则何时改变，却可以决定，在等待变化的过程中，是让沉默延续旧有秩序，还是以负责任的实践，为新的可能性打开空间。预期不仅是对未来的判断，也是人类参与创造未来的一种方式。

预期不是预言，它可能出错。规则也可能在某个时点收紧，而不是放松；人机共笔的实践也可能走向文风趋同、判断外包与责任模糊。但无论未来如何演变，一个共同体对未来的集体想象，都在今天的行为中被一点点写下。

我们未必能决定变化何时到来，却能影响学术共同体迎接变化时的姿态。预期是时间的货币，每个人都在铸造它；我们今天怎样使用这种货币，也将决定未来拥有怎样的学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