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士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1981.04—1987.09）

一、人物特点
一是潮汕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老党员。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入党，以家族小药店为掩护做情报、当内应，配合潮澄饶敌后抗日武装小组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任潮澄饶平原县委书记兼武装突击队政委、边纵第四支队第十四团政委，在潮安、澄海、饶平三县领导平原武装斗争直至解放。1949年11月，29岁的他出任澄海县委书记，是当时较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
二是在广州的实际职务分两段。1981年4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常务书记、广州军分区第一政委；1983年至1986年11月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1986年起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9月调离。因此，他作为全市“一把手”主政的时间约为三年半，此前两年多是以常务书记身份协助第一书记梁灵光工作。
三是风格突出表现为敢担责、护干部。他常说“水路不通走旱路，旱路不通走山路，山路不通开辟一条新路”；鼓励年轻干部“该管什么就管什么，如果由于经验不足出了什么事我来负责”；并在局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公开承诺“一不搞小圈子，不搞亲亲疏疏；二不搞歪门邪道；三不诿过于人；四不会打击报复”。老市长杨资元的评价颇为贴切：“在许士杰书记领导下，可以放心工作和说话。”
四是兼具诗人学者气质。曾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岭南诗社社长，著有诗集《风雨吟》《椰颂》、文集《葑菲集》等。1985年《南风窗》创刊时，他从几个候选刊名中选中此名，称“出了事我负责任”，并亲笔写下《南风窗赞》。
二、有据履历
许士杰（1920年11月29日—1991年7月27日），广东澄海县（今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樟籍乡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共樟籍乡支部书记、西樟乡总支书记；1943年隆都沦陷前后，以小药店为掩护搞情报、做内应，配合潮澄饶敌后抗日武装工作队打击日伪政权；1944年11月任中共潮汕铁路工委组织部长、副书记；1945年10月调回澄海隆都开展统战工作；1946年9月任中共普宁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1948年后历任中共潮澄饶平原县委书记兼潮澄饶平原武装突击队政治委员、边纵第四支队第十四团政治委员、中共潮汕地委潮澄饶分委副书记兼澄海县委书记。
1949年11月任中共澄海县委书记，与县长余锡渠一起领导治水，把澄海县发展为全国农业先进县之一；1953年后历任粤东区党委工业部副部长，中共汕头地委常委、工交政治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62年挂职下放任中共新会县委书记；1964年任中共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1971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1974年任中共肇庆地委书记、肇庆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肇庆军分区第一政委。
1981年4月起，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常务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军分区第一政委（1983年至1986年11月任市委书记）；1986年起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9月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1988年2月任中共海南省（筹建）工作委员会书记；1988年4月海南建省后，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海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90年因病卸任。
他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1991年7月2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1岁。公开信息中无违纪违法、立案审查或司法处理的记载。
三、任内主要工作
（一）接续推进农副产品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顶住放开初期的阵痛。 广州的价格闯关在他到任前已起步：1978年12月25日成立全国同行第一家国营河鲜货栈，1979年3月放开塘鱼、冰鲜鱼市场，1981年至1983年蔬菜、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他任内最关键的一步是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随后于1985年1月和4月先后放开生猪、牛肉经营，同年放宽粮油收购政策，1985年4月取消最后一张鱼票。菜价放开初期上浮明显，民间出现“形势大好，白菜三毛”的怨言，也有人写信反映到中央，市委、市政府顶住压力坚持推进，随后价格逐步回落趋稳。到1983年，广州水产总销量达8.29万吨，原来每年亏损200多万元的供销公司当年实现盈利600多万元，广州成为全国第一个成功解决“吃鱼难”的大城市。
（二）争取广州列入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主持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1984年春，中央研究进一步开放一批沿海港口城市时，广州最初不在名单内。他得知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与市委一班人连夜研究、加班加点写出报告直报党中央、国务院，恳请将广州列为沿海开放城市，最终该意见被采纳，广州被列入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同期，他主持召开研讨会，邀请广州及北京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反复论证，主持制订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广州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广州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纲要、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等一批规划文件。
（三）落实农村改革与搞活流通的政策部署。 在肇庆任职期间，他于1978年即支持高要县农村鱼塘实行责任承包制试点，得到《人民日报》报道肯定；到广州后，市委确立“城市改革从搞活流通入手”的思路，全面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胆支持农民公开招标承包鱼塘养鱼试点，该项做法亦获《人民日报》肯定；同时推进工商企业向政府承包的管理体制改革，放开搞活城乡市场，个体经济随之活跃。
（四）民生供给与城市治理的日常统筹。 针对副食品供应紧张问题，他经常深入码头、市场了解运输与供应情况，协调解决流通环节问题；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保障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社会大局稳定。
四、后续发展与历史影响
1987年9月调离广州后，他牵头海南建省筹备工作。1988年9月在中共海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报告，明确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确立建立市场体系、政企分开、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任务；探索“小政府、大社会”架构，推动洋浦开发；1989年3月就洋浦成片开发引发的争议联名上书中央，得到中央领导肯定。1990年因病卸任，1991年7月27日在广州逝世。
他在广州主政期间留下的口碑，主要来自几件可核之事：为广州争来沿海开放城市资格；在菜价放开引发怨言时顶住压力；公开承诺“四不”并替下属担责；支持创办《南风窗》。1986年9月，由《南风窗》杂志社等十多个单位发起评选广州地区“十大杰出公仆”，他荣登榜首。2009年11月，肇庆干部群众民主评选“改革开放30周年感动肇庆人物”，离开肇庆近30年、离世18年的他以最高票居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