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那天下午，我在储物柜里翻冬天的棉被。
手碰到一个纸团，展开一看，是金店的购物小票，日期两个月前，金额一万两千八。
我站在柜子前，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
陈建国这辈子送我最贵的东西，是结婚那年买的一条金项链，三千块。
我把小票折好，放进围裙口袋。
那晚他回来，我说：“老公，咱家金戒指在哪儿？明儿我想戴戴。”他眼神一晃：“啊？扔哪儿了？记不清了。”我笑了笑，没再问。
01
那个小票在我口袋里装了三天。
每天晚上，陈建国洗澡的时候，我把它掏出来看看，又放回去。上面的字印得清清楚楚，“周大福”、“项链”、“12800”。
一万两千八。
我们结婚二十年了。陈建国在建筑公司当项目经理，一年到头忙得脚不沾地。我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年，去年刚退休，一个月退休金两千六。
这一万两千八，是我俩小半年的积蓄。
第四天早上，我把小票摊平，用手机拍了照，存在相册里。然后又拍了一张，发给我妹，让她帮我收着。
我妹问：“姐，啥意思？”
我回：“没事，留个底。”
那天陈建国出门后，我翻了他衣柜。
翻到最底下，摸到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件新衬衫，标签还在。
深蓝色的，看牌子得两三百。
但我没见他穿过。
我又翻了他床头柜。抽屉里有一盒新的剃须刀片，还有一小瓶香水，没拆封。那味儿我闻过——跟我那天在他衬衫领子上闻到的一样。
我坐在床边，把东西一样一样放回去，手很稳。
我们厂里以前有个大姐，老公在外面有人了，她哭着闹着跳河，最后人没留住，钱也没留住，净身出户。
我当时就想，要是我遇上这种事，我得怎么活？
后来她离了婚，一个人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菜，风吹日晒的。见了我还笑：“小黄，你可得长个心眼，男人要是变了心，你哭也没用。”
她那句话，我一直记着。
那天下班后，陈建国回来得比平时晚。进门就脱外套，往沙发上一扔，往厨房看了一眼：“吃什么？”
“面条，我给你煮了。”
他没说话，去卫生间洗手。我趁着他进去的功夫，翻了翻他外套口袋。
左边口袋是空的，右边口袋里有一张超市小票，买了两瓶饮料一包烟，三十七块五。还有一张加油票，日期是前天，地点是城南加油站。
我家住城北。他上班在城北。
我默默把票放回去，转身去厨房下面条。
吃饭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低着头，呼噜呼噜吃。我看着他的头顶，头发白了不少，发际线也往后移了。
男人到了这个岁数，最怕什么？
怕是老，怕是没人稀罕了。
我心里凉凉的，但脸上什么都没显。
他吃完了，把碗往水池里一搁，说：“我去看会儿电视。”
我说：“去吧。”
收拾完厨房，我坐在客厅的另一头，拿着手机刷。
他坐在沙发上看一个项目建设的纪录片，看得挺认真。
我偷偷看了一眼他的手机，屏幕朝下放在茶几上。
以前他手机从不这样放，都是随手一扔。
我站起来，说：“我出去扔个垃圾。”
他嗯了一声，也没抬头。
我换了鞋，拎着垃圾袋下楼。站在垃圾桶跟前，我没急着回去，点了根烟。我平常不抽烟，但心里堵得慌的时候，就想来一根。
楼下的路灯很亮，照得地上清清楚楚。
对面水果摊的老刘头还在忙活，看见我，喊了一声：“小黄，下来扔垃圾啊？”
“嗯，刘叔生意好不？”
“还行，还行。”
我抽完烟，上楼。走到楼梯拐角，听见屋里隐隐约约有人在说话，好像是陈建国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听着那声音断了。
推门进去，他正坐在沙发上，手机已经放下了。
“谁啊？”
“工地上老张，问明天材料的事。”
我没追问。但我知道，如果真是老张，他不会压低声音说话。老张我认识，嗓门大，说话像吵架，隔着三条街都听得见。
那晚我躺在床上一夜没睡好。陈建国早就睡着了，打着呼噜。我侧过身，看着他的后脑勺，看了好久。
我想起结婚那年的他，瘦瘦的，脸上还有点青春痘。在工地上晒得黝黑，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现在他胖了，头顶也秃了一块，笑起来眼角全是褶子。
可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也会在外面有花花肠子？
我想不通，又觉得好像想得通。
02
那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留意陈建国的一举一动。
他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晚上七点左右回来。
以前回来就往沙发上一躺，要么看电视，要么刷手机。
现在变了，回家先在阳台上站一会儿，打两个电话，再进来。
我问他：“怎么不打完再进来？”
他说：“信号好。”
阳台信号是不是比客厅好，我不知道。但我开始觉得，屋子里到处都是我看不见的东西，像一层薄薄的雾。
第二个反常是，他开始注重穿着了。
以前他穿衣服很随便，我买什么他穿什么。现在他自己去商场，买了两条新裤子、一件夹克，还买了一双皮鞋。
有一天他出门前对着镜子照了好一会儿，还拿梳子梳了梳头顶那几根头发。
我看在眼里，没吭声。
那双皮鞋是他自己买的，我没陪他去。有一天我趁他不在，翻了他鞋柜，发现鞋底磨得厉害，像是走了不少路。
一个在建筑工地的人，穿新皮鞋？
我在心里打了个问号。
第三个反常，是手机。
陈建国的手机以前从来不上锁，现在上了。密码从我的生日，变成了我不知道的数字。
有一次他上洗手间，手机扔在茶几上。
我犹豫了一下，拿起来试着解锁。
试了他的生日，不行。
试了儿子的生日，也不行。
试了我们结婚纪念日，也不行。
我放了回去。
他又从洗手间出来，擦了擦手，拿起手机看了看，又放下。
那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递过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神没有落在我身上，而是落在手机上。
“老公，”我说，“你这手机最近咋老锁着？”
他愣了一下：“哦，那个……公司让装的，信息安全。”
“哦。”
我没再问。
但我知道，一个男人突然给手机上锁，十有八九是有东西不想让你看见。
那几天我心神不宁，做饭的时候没把握好盐，菜咸了；洗衣服的时候把一件白衬衫和深色衣服混一起，染了色。
陈建国回来，吃了一筷子菜，皱了皱眉，也没说什么。
我看着他那张脸，突然觉得很陌生。
我们同床共枕二十年，他脸上长几颗痣我都知道。可现在坐在一起吃饭，却觉得隔了一座山。
周末，我妹来家里看我。
她叫黄丽，比我小三岁，在县城开了个理发店。人长得精神，嘴也利索。
一进门她就打量了一圈：“姐，家里怎么感觉有点冷清？姐夫呢？”
“加班。”
“又加班？他最近加班的次数也太多了吧。”
我没接话。
她看了我一眼，又说：“姐，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事，就是最近没睡好。”
她坐在我旁边，小声说：“姐，你要是有啥事，别憋在心里，跟我说。”
我看了她一眼，心里暖了一下，但嘴上还是说：“能有啥事。”
她没再追问，但走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姐，有啥事你随时打电话。”
我点头。
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暗下来。
我想起我妹那句话：“加班次数也太多了。”
是啊，太多了。
以前他加班，一个月也就三五次。最近这两个月，一周至少两次，有时候三次。
我翻了他的日历，每次加班都做了标记。我发现一个规律，他加班的日期，基本都是周一到周四，周五晚上很少加班，周末也基本不加班。
为什么？
因为周末我要在家，周五晚上我要在家，周一到周四，我有时候去跳广场舞，有时候去逛超市。
他是算着时间来安排，还是碰巧？
我不知道。
但我开始做一件事：记日子。
我在一个小本子上，把陈建国加班的日期、回来的时间，都记下来。
写下“加班”两个字的时候，我的手有点抖。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在跟踪自己的老公，像警察跟踪犯罪嫌疑人一样。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很难受。
那晚陈建国回来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发呆。
“怎么还没睡？”
“等你呢。”
“有啥好等的，你早点睡就行。”
他换了拖鞋，去了洗手间。我听见水声，听见他刷牙的声音，听见他出来的时候打了个哈欠。
他上床的时候看了我一眼：“你咋还不睡？”
“就睡了。”
我关了灯，在黑暗里躺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他的呼吸变均匀了，应该是睡着了。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是楼上漏水留下的。我跟陈建国说过好几次，让他找楼上说说，他一直拖着没去。
现在那块水渍越来越大了。
就像我心里那个洞，也越变越大。
03
第三个周末，婆婆张秀珍来了。
老太太快七十了，住在乡下老家。身体倒还硬朗，就是嘴上不饶人。每次来，都要挑我几样毛病。
这次是陈建国开车去接的。我提前买了菜，收拾了屋子，想着怎么也得让老太太住舒坦了。
结果她一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这屋子咋这么冷清？黄蕊，你也该多收拾收拾，添点东西。”
我说：“妈，挺好的，该有的都有。”
“有啥啊？你看看这沙发，都旧成啥样了？建国小时候家里那沙发，比这个还新。”
我没吭声。
吃饭的时候，老太太又说话了：“黄蕊，你也该打扮打扮了。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了，也不买个好看的衣裳穿穿。建国在外面应酬，人家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这土不拉几的，让建国怎么带出去？”
我看了陈建国一眼，他低头扒饭，嘴里含含糊糊“嗯”了一声。
我放下筷子：“妈，我平时在家，不用穿那么好。”
“在家也要注意形象啊。你看看你，头发也不烫，指甲也不涂，一天到晚灰头土脸的。”
我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深吸一口气：“行，改天我去烫个头发。”
大姑姐陈桂兰也来了。她比我大几岁，嫁到了邻县，平时不怎么回来。这次也不知道是听婆婆说了什么，专门赶来的。
她跟婆婆坐在客厅里，边嗑瓜子边说话。
“妈，你看这个黄蕊，天天在家也不出门，也不收拾自己。你说建国在外面应酬多，他带出去人家不得笑话？”
“可不是嘛。我儿子好歹也是个项目经理，她这打扮跟个看门的大妈似的。”
“妈，你别气，我看建国早就受不了了。前阵子我在商场碰上他，跟一个小姑娘走一块儿，那姑娘可水灵了……”
我端着茶杯从厨房出来，正好听见这句话。
陈桂兰看见我，话头一收，笑了笑：“哟，嫂子，泡茶呢？”
“嗯，喝茶。”
我把茶杯放在茶几上，转身又进了厨房。
站在水槽边，我使劲咬着嘴唇。
陈桂兰那句话像一把刀，捅在心口上。
陈建国跟一个小姑娘走一块。
有多水灵？
我告诉自己，别往心里去。可眼泪还是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我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洗手，借着水声深呼吸。
那晚上，陈建国送婆婆和陈桂兰回去。我一个人在家，坐在床上，翻着手机相册里那张小票照片。
12800。
我算了一笔账。
按照陈建国的工资，一个月到手一万出头。
房贷三千五，车贷两千，加上家里的生活费、水电煤气、孩子的学费，每个月能剩下来的，也就两三千。
他拿什么给那小姑娘买一万多的项链？
我越想越不对劲。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趟银行。
我家在城北的储蓄所存的钱，我有几张定期存折。我让柜员帮我把所有的账户都查了一遍。
结果出来的时候，我的头嗡的一声。
三个月前，有一张三万块的定期存折，到期后没续存，被取走了。
我问柜员：“是谁取的？”
柜员看着记录说：“是您丈夫，陈建国。”
“什么时候取的？”
“三个多月前。”
三个多月前。
那就是我还没发现小票的时候。
我拿着打印出来的流水单，走出银行，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阳光很刺眼，我眯着眼睛，看着手里的纸。
三万块。
一万二买项链，还剩一万八。
他去哪儿了？
我掏出手机，给陈建国打电话。
“喂？啥事？”
“老公，咱家存折的事我想问问。那张三万块的定期，是不是咱们要取出来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啊，那个……我给老张他儿子娶媳妇借走了。他急用，说过两个月就还。”
“老张？”
“工地上那个老张，你认识的。”
我认识老张，但他儿子的婚礼是什么时候来着？
我挂了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我一个同事，嫁给了老张的远房表弟。
“喂，姐，问你个事儿，老张他儿子是不是上个月结的婚？”
“哪啊，老张儿子还没对象呢。你说的是不是老张他侄子？那个是上上个月结的，不是他亲儿子。”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捂在手心里。
手心全是汗。
04
那几天我像丢了魂。
做饭不是咸就是淡，看电视不知道演的啥，走路总走神。有一次过马路差点被电动车撞了，骑车的骂了我一句“不长眼”。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电动车远去的影子，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二十年的婚姻，三万块存款，一条一万二的项链。我在家里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他在外面给别的女人买金项链。
可我还得忍着。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人来人往。
对面的水果摊还没收，刘叔正跟一个顾客讨价还价。
楼上有人家在炒菜，辣椒的味道飘下来，呛得我眼睛发酸。
我抹了把脸，给老赵打了个电话。
老赵是我在纺织厂的老同事，比我早退休两年。他儿子在陈建国的建筑公司干技术员，是个老实孩子。
“赵姐，我有个事想麻烦你。”
“啥事？说吧。”
“你帮我问问小赵，陈建国在工地上，跟一个叫董欣怡的姑娘，是不是走得有点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小黄，你……”
“赵姐，我也不想闹大，就想弄明白。”
老赵叹了口气：“行，我让我儿子打听打听。”
挂了电话，我靠着阳台的栏杆，看着天上那半个月亮。
月亮很白，很干净。
不像我这颗心，全是灰。
两天后，老赵给我回了电话。
“小黄，我儿子说……陈建国跟那个董欣怡，确实走得挺近。两个人经常一起吃饭，有时候下班了还在办公室待很久。公司里已经有人在传闲话了。”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小黄，你……你可别想不开啊。”
“不会的，赵姐，谢谢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觉得整个人都是空的。
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踏实了。又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痛得喘不上气。
陈建国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晚饭做好了。
西红柿炒蛋、酸辣土豆丝、一个排骨汤。都是他爱吃的。
他看了一眼桌子，说：“今天做这么多？”
“心情好，就想多做点。”
他坐下来，夹了一筷子土豆丝，嚼了嚼，没说话。
我也坐下来，吃了几口饭，看着他。
他吃着吃着，抬起头：“你咋一直看着我？”
“没什么，就想看看你。”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又低头吃饭了。
我给他盛了一碗汤，放在他手边。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眉头皱了皱：“今天的汤有点淡。”
“是吗？我下次多放点盐。”
他嗯了一声，把汤喝完了。
那晚他睡得很早，说是最近工地忙，累了。我躺在床上，看着他的后背，手伸出去，想碰碰他，又在半空中停住了。
这个人，我还是他老婆吗？
还是说，我早就不是了？
他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睡吧，明天还有早会。”
我没说话，闭上了眼睛。
但很久很久，都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我送他出门。他换鞋的时候，我问他：“老公，今天加班不？”
“不加，今天早回来。”
“好，那我做红烧肉。”
他看了我一眼，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没说，只点了点头。
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后，听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拿出手机，打开地图，搜了一下那个金店的地址。
城南。
就是他那张加油票上写的加油站附近。
我又打开他的微信，想看看他的朋友圈。但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有。他设置了“仅三天可见”，最近三天啥也没发。
但在他一个工友的朋友圈下面，我点开评论，看见了他的一条回复。
“老陈，周六晚上出来喝两杯啊？”
“喝不了，有事。”
“啥事啊，比喝酒还重要？”
下面没再回复了。
周六晚上。
是哪周六？
我翻了翻日历，发现上个周六，他说去工地“值个班”，晚上十一点才回来。
我攥着手机，手心又出汗了。
值个班？
怕是值班在别人那儿吧。
05
那天上午，我去了城南。
不是去金店，是去那家加油站。
我站在加油站门口，看了半天。旁边有个小超市，再往前有一排商铺，有饭店、有服装店、有理发店。
我走了进去，在一家面馆坐下来，要了一碗面。
老板娘是个四五十岁的大姐，挺热情。
“大姐，你认识对面加油站的人不？”
“认识啊，我天天去那儿加油。”
“那……你见过一个男的，开一辆黑色大众，个子挺高，长得挺端正，四五十岁的样子，经常来这儿加油吗？”
老板娘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奇怪。
“你在找人？”
“不是，我就是……”我笑了笑，“我老公说他常来这儿加油，我就想确认一下。”
“哦，你说那个啊，我倒是见过。他经常中午来加油，加完油就往那边去了。”她指了指前面，“那边有个商场，里面有个金店。”
我夹面的手停住了。
“他还去金店？”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看他往那个方向走。有几次还带着一个小姑娘，长得挺漂亮。”
我的心往下沉。
“那小姑娘长什么样？”
“个子不高，圆脸，挺会打扮的。有一次我还看见他们俩从金店里出来，小姑娘手里拿着个小盒子，笑得可开心了。”
我把筷子放下，掏出二十块钱放在桌上：“大姐，面我打包。”
“还没吃完呢？”
“家里有事。”
我提着打包盒，走出了面馆。
站在路边，我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商场的招牌远远地立着，门口人来人往。
我没进去。
转身往家走。
回到家，我把打包盒往冰箱里一扔，坐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
那三万块钱，已经不是我家的钱了。
它在别人脖子上挂着呢。
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黄蕊啊黄蕊，你心可真大。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做事了。
我先去了律师所。
同学帮我找了一个专门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姓徐，四十出头的女人，看着很干练。
我把情况说了一遍，把小票的照片、银行流水的复印件、老赵儿子打听来的消息，全给她看了。
她看完，抬起头：“你想怎么弄？”
“我要保护我的财产。”
“房子呢？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
“婚后买的，写我俩的名字。”
“存款呢？”
“我已经把能转的转到自己的卡上了。”
徐律师点点头：“那好，你先回去，我帮你做财产保全。他那边如果有动作，我会通知你。”
从律师所出来，我站在路边，长出了一口气。
外面的天灰蒙蒙的，要下雨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天空，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摊牌？还是等？
徐律师说，如果要打官司，最好有更直接的证据。
比如聊天记录，比如照片。
我想了想，决定再等一等。
但我不能让陈建国觉得，我啥也不知道。
我给他打了电话：“老公，今天晚上能回来吃饭不？”
“能，咋了？”
“没事，就是问问。”
挂了电话，我去菜市场买了排骨、买了鱼、买了他爱吃的青菜。
回家的时候，路过楼下那个水果摊，刘叔喊我：“小黄，今天有新鲜的草莓，给你来点？”
我看了看那些红彤彤的草莓，买了一斤。
回到家，我开始做饭。
洗菜、切菜、炒菜，我动作很麻利。厨房里油烟升起来，我站在灶台前，看着锅里的油滋滋地响。
我想起二十年前，我刚跟陈建国结婚那会儿。
那时候我啥也不会做，连煮面条都能糊锅。他不会做饭，但从来不嫌弃我。有一次我把饭煮硬了，他吃了三大碗，还夸好吃。
那时候真好。
可惜，回不去了。
陈建国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摆好了桌子。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青菜、西红柿蛋汤，外加一盒洗好的草莓。
他脱了外套，看了一眼桌子：“今天啥日子？做这么多菜？”
“没啥日子，就是想吃好的了。”
他坐下来，夹了一块排骨，嚼了嚼：“嗯，好吃。”
我给他盛了碗汤，放在他面前：“老公，我想跟你说个事。”
他抬起头：“啥事？”
“我想回趟娘家，住几天。”
“住几天？回娘家干啥？”
“我妈最近身体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他沉默了一会儿：“行，你去吧。”
我低着头喝汤，没看他。
吃完饭，他去看电视了。我收拾碗筷，在厨房里洗碗。
水声哗哗的，我听见他在外面打电话，声音还是压得很低。
我关掉水龙头，侧着耳朵听。
“明天不行……嗯……她要去娘家……后天吧……我到时候联系你……”
我心里一紧。
明天我去娘家。
后天他就去找她。
多会算日子啊。
06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了两件换洗衣服，背了个小包，出了门。
陈建国送我到楼下，说：“在娘家多住几天也没事，我这边正好也忙，你不在家我也省心。”
我看着他，笑了笑：“行，那你好好吃饭。”
他摆了摆手，转身进屋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心里凉得透透的。
我没有去娘家。
我坐公交车去了城南，在加油站对面那家小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房间不大，但窗户正对着加油站和那片商铺。
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
一开始我很平静，像个坐监的犯人一样看着外面的世界。来来往往的人，跑来跑去的车，一个小姑娘牵着一条白色的狗，在路边走。
时间慢得像挂在天上不动。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
守着一个小旅馆的窗口，等着抓自己老公的奸。
可我就想亲眼看看。
我要看看那女人长什么样，看看陈建国在她面前是什么样子，看看那个花了我一万两千八的项链，到底是挂在谁的脖子上。
下午三点多，我看见了。
一辆黑色大众，停在加油站旁边的车位上。车门打开，陈建国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我给他买的夹克，蓝色的那条。裤子是新买的，皮鞋也是新的。
他站在车旁边，低头按了按手机。
然后他往商场方向走。
不是走，是微微昂着头，步子轻快的走。
跟他在家那副累得不想说话的样儿完全不同。
我咬着嘴唇，看着他走进商场。
过了大概半小时，他从商场出来，身边多了一个人。
一个姑娘。
个子不高，圆脸，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白色短外套，下面是一条裙子。脖子上果然挂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子，在阳光下闪着光。
我的眼睛被那道光刺了一下。
那是我家的钱。
陈建国走在前面，她在后面跟着，两个人隔着半米的距离。
但到了车旁边，她突然快走几步，挽住了他的胳膊。
陈建国没有抽开手。
他笑了笑，低头跟她说了句什么，两人一起钻进车里。
车发动了，开走了。
我站在旅馆的窗前，看着那辆黑色的车消失在车流里。
手机响了，是陈建国发来的信息：“我一会儿去趟工地，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我看着那行字，把手机扔在床上。
一屁股坐在床边，整个人像被抽空了。
原来亲眼看见跟听说，完全是两回事。
听说的时候，心里还有一点侥幸——也许只是传言，也许只是走得近一点，没什么。
可亲眼看见了，那点侥幸就碎了。
像一粒沙子一样，再也捡不起来了。
我在那间小旅馆里坐了一下午。
天黑的时候，我退了房，坐公交车回家。
家里黑着灯，陈建国果然没回来。
我打开灯，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那晚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
他进门看见我还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你咋还没睡？不是回娘家了吗？”
“临时有点事，没回去。你去哪儿了？”
“工地啊，我不是说了吗？”
我看着他去洗手间洗了把脸，换了睡衣，躺到床上。
我也上了床，在黑暗里睁着眼睛。
他很快就睡着了，打着呼噜。
我侧过身，看着他的侧脸。
月光照在他脸上，照出几根白头发。他在睡着的时候眉间是皱着的，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在他心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是老婆？还是合租的室友？
我翻了个身，眼泪无声地滑下来，砸在枕头上，湿了一片。
天亮的时候，我起的很早。下楼买了早饭，煮了粥，煎了俩鸡蛋。
陈建国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把早饭摆好了。
他看了一眼：“嗬，今天早饭挺丰盛。”
“嗯，吃点好的，心情也好。”
他坐下来喝粥，我看着他。
“老公，我想问你个事儿。”
“说。”
“咱家那三万块钱，到底去哪儿了？”
他夹菜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我不是说了吗？借给老张了。”
“老张的儿子没结婚，他也没借钱。我打电话问过了。”
他的脸僵住了。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他放下筷子，看着我：“你查我？”
“我没查你，我就是想知道那三万块钱去哪儿了。”
“你这不就是查我吗？”他的声音大了起来，“你凭啥查我？我辛辛苦苦上班挣钱养你，你倒好，背着我查账？”
“建国，我没查你，我只是想知道咱家的钱去哪儿了。”
“钱去哪儿了关你啥事？这个家是我养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站起来，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坐在桌子前，看着那碗还有半碗的粥。
我听见他在卧室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很急。
大概是在找人商量怎么办吧。
我慢慢把那半碗粥喝完，把碗洗了，把桌子擦了。
然后我走进客卧，关上门，给徐律师打了个电话。
“徐律师，我要起诉离婚。”
07
徐律师动作很快。
不到一周，就把财产保全手续办妥了。房子、存款，全都在法律上锁死了。
我签完字的那一刻，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虽然我知道，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陈建国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他发现银行卡里的钱不见了。他本来想取钱，结果发现账户里只剩几百块。
他冲到我面前：“钱呢？你把钱弄哪儿去了？”
“转走了。”
“转走了？转哪儿去了？”
“我自己的账户。”
“你凭啥转走？那钱是我挣的！”
“陈建国，那钱是夫妻共同财产。你能拿三万给别的女人买项链，我凭什么不能把钱转走？”
他愣住了。
“你……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董欣怡，城南加油站对面的周大福金店，挂在脖子上的那条链子，是不是花了我家一万两千八？”
他的脸刷地白了。
“黄蕊，你……”
“我什么？我跟你说，你外面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我不说，不是我不知道，是我不想跟你闹得太难看。”
他站在我面前，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他低声说：“黄蕊，咱们好好谈谈。”
“谈什么？”
“我……我是一时糊涂。那个女的，她就是……她就是缠着我不放。我跟她真的没什么，就是……”
“就是什么？就是你把咱家三万块钱全花她身上了？就是你在外面给她买金项链买衣服？陈建国，你当我是什么？傻子？”
他不说话了。
“我不管你跟她是真心的还是玩玩，反正这个家，我不想跟你过了。离婚，你签个字，咱们好聚好散。”
“不行！”他突然大声说，“我不能离婚！我要是离了，我在这工地上还怎么干？”
“那你早干嘛去了？”
他蹲在地上，抱着头，不说话。
我看着他，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以前的我会心软，会觉得他可怜。可现在，我只觉得他恶心。
他蹲在那儿，肩膀一抖一抖的，好像在哭。
我没理他，转身进了卧室。
那之后的日子，家里的气氛像冰窖一样。
陈建国回来得越来越少，有时候干脆不回来。婆婆和大姑姐也知道了，跑到家里来闹。
婆婆哭着骂我：“你咋这么狠心？建国他是一时糊涂，你就不能原谅他这一回吗？”
陈桂兰在旁边添油加醋：“就是，男人嘛，外面有点应酬也正常。你这样做，不是让他没脸吗？”
我抬起头，看着她们：“你们俩，知不知道他拿了家里的三万块钱给外面的女人？”
婆婆愣住了：“三万？”
“对，三万。拿去做啥了？给那女的买金项链、买衣服、买车。你们去问他，看看他认不认。”
婆婆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陈桂兰也闭了嘴。
我站起来，走进卧室，把门关上。
她们在外面吵吵嚷嚷了一会儿，最后走了。
那晚我一个人坐在家里，觉得很安静。
安静得好像这个世界上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但我没有哭。
眼泪在那间小旅馆里已经流干了。
08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
陈建国一开始还想拖，想把房子分一半。但看到徐律师拿出的财产保全凭证，他傻眼了。
房子早就做了公证，存款也早就转走了。
他坐在律师所里，低着头，一言不发。
徐律师问他：“你要不要协议离婚？如果不行，我们就法庭见。”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黄蕊，你真的要这么绝？”
“陈建国，你拿咱家的钱给别人花的时候，想没想过绝不绝？”
最后，他在协议上签了字。
房子归我，孩子归我，存款对半分。他每个月给孩子两千块抚养费。
从律师所出来，我站在门口，看着陈建国的背影慢慢走远。
他的背有点驼，走路也没以前那么精神了。
我攥着手里的协议书，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有轻松，有解脱，也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酸楚。
二十年，就换来这一张纸。
我回到家，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把协议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手机响了，是黄丽打来的。
“姐，咋样了？”
“离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姐，你还好吧？”
“还行。”
“那……那你自己保重。”
“嗯，放心吧。”
挂了电话，我站起来，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
站在窗边，看着外面。
天气很好，阳光明媚。
我想，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09
离婚后的头两个月，我几乎不出门，把自己闷在家里。
没事就收拾屋子，把陈建国的旧东西翻出来，能扔的扔，能捐的捐。
很多东西都是他的，但我不想留着。
他的衬衫、裤子、皮鞋，那些他曾经穿着去见别人的东西，我看着烦。
一个周末下午，我正在阳台上晾衣服，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你好。”
“你是黄蕊吗？”
“我是，你哪位？”
“我是董欣怡。”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
“你老公……不，陈建国，他欠我钱。”
我愣了一下：“他欠你钱？”
“对，他说好给我买车的，结果现在车没买，钱也没给。他跟我说离婚了，钱全在你手上，你让我怎么办？”
我站在阳台上，风呼呼地吹着我的头发。
“董欣怡，陈建国跟你的事，我一清二楚。他现在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他的钱，我已经跟他分清楚了。你能不能要到钱，那是你跟他的事，别来找我。”
“你……”
“我挂了。”
我挂了电话，把那个号码拉黑了。
风很大，晾在衣架上的床单被吹得哗哗响。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对面水果摊还在，刘叔正在给客人称水果。
我心里突然有点痛快。
不是因为报复到了谁，而是因为我知道，陈建国的日子，不好过了。
消息传得很快。
离婚后不到三个月，陈建国在公司里的名声就臭了。有不少人知道他在外面养小三，还把家里的钱都折腾光了。
项目上的人见了他，眼神都不正了。
而我，也在这些日子里慢慢想明白了很多事。我一个大活人，不需要靠着一个男人来证明自己过得好。
我可以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可以把花养得漂漂亮亮，也可以让自己活得轻轻松松。
有一天下午，我去楼下买菜，刘叔看见我，喊了一声：“小黄，今天有新鲜的丝瓜，来点不？”
“行，给我来两根。”
他一边给我装丝瓜，一边小声说：“小黄，听说你家那个……最近可不好过。”
我笑了一下：“刘叔，他好过不好过，跟我没关系了。”
刘叔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我提着菜，慢悠悠地往家走。
秋天的太阳不晒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10
半年后，陈建国找到了我。
那天傍晚，我正坐在阳台上，泡了一壶茶，看楼下的人来车往。夕阳把整个小区染成金黄色，看着挺舒服。
手机响了，是他的新号码。
我在电话本里没存，但一看那串数字我就知道是他。
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喂。”
“黄蕊……是我。”
“嗯。”
“我……我想见你一面。”
“有什么事吗？”
“我……我错了。”
“她走了。知道我没钱以后，她就走了。我……我后悔了。”
我站在阳台上，风有点大。
“陈建国，你后悔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可是……可是我们还是一家人啊。咱们还有孩子，你……”
“孩子我会管好，不用你操心。至于别的，咱们已经没关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黄蕊，你就不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我深吸一口气：“陈建国，你记得你第一次给她买项链那天吗？”
“我……”
“那天我还在家给你熬排骨汤。汤熬了一整个下午，熬得都快化到骨头里了。你说好喝，喝了两碗。晚上你出门的时候，我在阳台上看着你的车，以为你是去加班。”
电话那头没声音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好久。后来我知道了，你不是去加班，你是去见她。你拿着咱家的钱，去给她买金项链。”
“陈建国，我这辈子最不能原谅你的，不是你出轨，是你花着咱家的钱去讨好别人，而我还在家给你熬汤。”
我把电话挂了。
夜色慢慢沉下来，华灯初上，楼下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
我转身走进屋里，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去厨房给自己做饭。冰箱里有排骨，我拿出来解冻，打算红烧。
锅里油热了，排骨下锅，滋啦一声，香味儿立刻散了出来。
那天晚饭，我一个人，就着一盘红烧排骨、一碗白米饭、一碟小咸菜，吃得挺慢。排骨炖得烂，连骨头缝里都是滋味。
吃完了，我把碗洗了，桌子擦了，窗台也抹了一遍。然后坐到沙发上，开了电视，遥控器摁了一圈，也没找着什么想看的，干脆关了。
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楼下的狗叫了两声。
我想起结婚那年，陈建国给我买了一条金项链，三千块。
那时候我觉得他是全天下最好的男人。
二十年过去了，他拿一万二给别人买项链，三千块换成一万二，什么都没剩下。
我摸了摸自己脖子上那条老链子，它还在。这些年我舍不得戴，一直压在抽屉底下。今天翻出来，戴上了，居然还挺衬我这条旧领口。
阳台上的茉莉花开了，香味儿顺着半开的窗户钻进来，淡淡的，刚好能闻到。我坐在沙发里看了好一会儿，估摸着明天该给那盆吊兰浇水了。
手机又响了。
我瞥了一眼屏幕——一个陌生号码，尾号跟我拉黑的那个很像。
我没接。
它响了一阵，自动断了。
我不知道董欣怡是不是又换号打来了，也不知道陈建国在出租屋里想过多少回“早知道”。
我只知道，我这辈子，不会再为谁熬一锅排骨汤，然后站在阳台上看着空空的停车位发呆了。
风吹过阳台，茉莉花的香味儿又飘过来。我深吸了一口，嘴角不自觉地翘了翘。嗯，挺好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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