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个体（OPC）创业火热，制度有没有跟上？临港新片区举行立法创新研讨会

10月20日，临港新片区。一场“超级个体（OPC）的制度构建与生态赋能”立法创新研讨会，把创业者、律师、法官、保险从业者、园区运营方和政府部门请到了同一张桌子前。研讨会由南汇新城镇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牵头，联合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数据处、制度创新和风险防范处、市场监管局主办。当AI让“一个人开一家公司”成为现实，制度供给能不能跟上。这是与会各方要探讨的问题。

OPC即One Person Company，原指法律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AI浪潮中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新型创业形态，核心个体依托AI智能体、算力和云服务，即可完成从研发到交付的商业闭环，“单人成军”。中关村人才协会《中国OPC发展趋势报告（2025—2030年）》显示，截至2025年6月，全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今年上半年新注册OPC达286万户，同比增长47%。政策也在快速跟进，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加快培育人工智能一人公司（AI OPC）”首次写入国家级政策文件；上海“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临港因地制宜发展“超级个体”经济；今年3月，临港新片区印发相关若干措施，推出最长3年免租、最高80%算力补贴等政策组合拳，首批5个OPC社区已获认定。

上海段和段（临港新片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傅强在主题分享中讲了一个临港故事。“零界魔方”社区里，沪咪科技一支三个人的团队，用AI做日本市场调研、生成营销内容、筛选跟进达人，创业四个月后，家居家纺产品登顶日本TikTok相关品类第一，单季度销售额突破1亿日元。“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傅强说，记账报税、寻找客户、洽谈项目，仍要三个人亲力亲为，“AI可以迅速放大个体的生产能力，却不会自动带来资产变现、市场信用和合规能力”。与会者摆出的问题，正集中在这三处缺口上。

AI做出来的东西，算谁的？

“我们做了一些AI短片，以及一些AI的线上课，没过多久在各种视频平台和二手网站，就能看到很多抄袭和转卖的情况。”上海百制广告有限公司创始人卢国宗说。更无奈的是维权路径：花几百块钱在淘宝找代办申请版权登记，“拿到了所谓的版权登记，我自己都看不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保护的范围和权益是啥也不知，钱花出去了，却还是一头雾水”。

技术服务方看到的是另一层。智道元生（上海）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曹纪鹏的体会是，OPC注册公司容易，但一个人借助AI创造的代码、算法和智能体产品“能不能被确认、被交易、被保护”，仍未解决；专利快速预审备案往往要求企业先有一件专利，刚起步的OPC“有通道、用不上”。他建议探索以“智能体”为基本单元的产权预登记机制，“开发即留痕、上线即归档、申请可复用”。

司法端印证了这种焦虑。南汇新城法庭副庭长李尚伟指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是AI OPC的核心资产，但保护机制尚无清晰统一的指引。例如完全由AI自动生成、缺少人的创造性投入的内容，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一旦与他人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又可能侵权。他援引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今年6月审结的一起案件：被告公司用模型训练生成的音频与原告游戏角色台词基本相同，被认定构成未经许可使用他人视听作品。

保险从业者则提出绕开“商业秘密悖论”的方案。太保产险临港支公司副总经理唐康分析，商业秘密确权需要公开、保护却依赖不公开，而保险核保是封闭式审查，不公示，却能生成由专业机构作出的判断。他建议发布商业秘密可保性评价指引，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定“值多少”、保险人定“保多少”。

公司的债，会不会变成家里的债？

一人公司由单一股东掌控，缺乏内部制衡，天然容易出现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不分、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的问题。AI加持下的OPC“一人所有、一人治理、一人运营”，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风险。李尚伟介绍，今年8月，贵州税务部门通报一起案例：一名带货主播的平台佣金持续提现至个人账户，其100%持股的传媒公司账面收入明显偏低，查实后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共计28.2万元。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一人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少OPC直接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公司的款，公私账目混在一起，一旦经营失败，公司的债就会变成个人债。”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陈吉栋说。

他建议为初创OPC提供免费财税合规服务，以专用账户和完整账目证明财产独立，并推动司法机关统一认定标准。上海汉盛（临港新片区）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江则建议探索“限额责任”制度，允许OPC在特定领域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民事责任，降低创业者的风险敞口。

合规之贵与订单之渴

“我们现在用的合同模板，是17年刚入行的时候，花几百块找律师写的，一直用到现在，修修补补，也不知道哪儿是对的，哪儿是不对的。”卢国宗说。OPC人数少，面对的合同、知识产权、数据、财税问题一样不少。“常见高达数万元的各类专业顾问费用，对不少初创主体又确实构成负担。”傅强说。陈吉栋也指出，专业机构的服务按企业客户设计，一人公司业务量小、付费能力弱，“机构不愿意做”。

比合规更根本的是生存。“人工智能让做产品变容易了，但卖产品并没有变容易。”陈吉栋给出一组数据：全国827个OPC社区中，96%提供办公场地，72%提供算力，能帮忙对接订单的只有47%。政府和国企采购大多要求成立年限、注册资本、社保人数，一人公司很难达标；回款周期长，“一个人垫不起资金”。他建议参照科技创新券给买方补贴，设立公共采购OPC专区，以作品和交付记录代替硬性门槛。

服务热线的一手数据佐证了这种饥渴。临港新片区企业服务中心热线专项组负责人杨乐介绍，自5月发布OPC企业服务新标准以来，热线收到相关诉求699条，约占总体诉求的三成：有创业者反映算力支出占总成本八成以上，更多诉求指向订单、资金和获客。

出海之难与预期之问

上海言迹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曦宇的公司今年6月成立，正筹备海外众筹和独立站，已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ODI）手续。他希望出海服务把投资、收款、财税和境外法律等环节衔接起来，让临港成为海外创业者开展中国业务的“第一站”。陈吉栋的数据显示，这条路的供给同样单薄：827个OPC社区中，提供出海服务的只有91个。他建议依托临港数据跨境的先发优势，打造OPC出海服务包，编制专门的数据跨境清单。一人公司没有专职合规人员，“有了清单，就能直接对照判断哪些数据可以出境、按什么流程出境”。

更深一层的是预期。陈吉栋提醒，临港发展“超级个体”经济的若干措施有效期为三年，创业者普遍担心政策到期生变。他建议用好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上海的浦东新区法规制定权，把OPC认定标准、登记便利、轻微违法免罚、数据跨境便利等成熟做法写进法规。因为，“政策变成法规，预期才能稳定，创业者才敢做长期投入”。李江同样建议推行“监管沙盒”与“信用监管”组合，对信用良好的OPC“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立法要往前延伸

面对一线抛出的问题，与会部门和专业人士现场作了回应。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数据处相关负责人表示，OPC的核心不在于从业人数，关键在于以AI工具降本提效、具备成熟商业模式与稳定订单；临港将依托数据跨境制度优势打造特色赛道，以市场化、平台化路径破解版权、合规等共性问题。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二处副处长林圻表示，“超级个体”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市场主体，重构了创业基本单元，其制度需求需聚焦商事登记、出资制度的适配调整等核心命题。傅强则把破题思路分为三个层级：临港以真实场景形成可评估的制度样本，上海统筹跨部门的共性规则衔接，国家层面回应数据权益担保、AI代理行为责任等基础制度问题。

“超级个体经济不是简单的‘个体户数字化升级’，而是数字时代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临港新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林艺表示，临港将构建让超级个体“活得好、聚得拢、守得住”的制度体系，为上海乃至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临港方案”。

傅强的一句话引发共鸣“制度创新的最终目的，可能不是让一个人看起来更像一家公司，而是让个体不再被过去必须由完整组织承担的事务所束缚。把更多时间还给人的创造力”

原标题：《超级个体（OPC）创业火热，制度有没有跟上？临港新片区举行立法创新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