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1月，安徽宿县双堆集，黄维率第12兵团陷入中原野战军包围。此时的包围圈还没有完全收紧，东面仍有突围可能，可黄维迟迟没有下决心。
这一步棋，后来成了他一生难以释怀的事情。被俘多年后，他从杜聿明留下的文史资料中得知，自己当年并不是单纯“判断失误”，而是在上级的整体盘算中，被安排成了一支必须固守的部队。
第12兵团的组建，本身就带着国民党军内部的权力角力。它主要以第18军为基础扩编，原军长胡琏战功颇多，也熟悉这支部队。按常理，他是兵团司令的热门人选。
然而，胡琏与白崇禧、陈诚之间的关系，使任命变得复杂。陈诚担心胡琏被白崇禧拉拢，便支持黄维出任司令。黄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资历很老，又是陈诚信任的人。
胡琏对此并不服气。他认为，自己长期带兵作战，实际指挥经验远胜多年离开部队的黄维。适逢父亲病重，他以回乡侍疾为由迟迟不赴任，后来又以牙病等理由拖延。
蒋介石多次催促，也没有立即改变胡琏的态度。淮海战役开始后，战场形势骤然恶化，第12兵团不能继续等待，黄维只得奉命率部出动。
这支部队装备并不差，拥有战车、榴弹炮等重武器，但也因此行动缓慢。蒋介石要求它迅速向徐州方向靠拢，牵制中原野战军，进而为徐州集团争取时间。
问题在于，国民党军对解放军的兵力调动判断严重失误。黄维兵团行至蒙城、浍河一带时，以为面对的只是地方部队，实际上已经撞上了中原野战军主力。
陈赓熟悉黄维的性格。黄维治军重条令、信命令，作战计划往往讲究章法，却不善于根据战场变化临机处置。中原野战军利用局部后撤制造错觉，使黄维误判对手力量不足。
黄维渡过浍河后，兵团逐渐陷入双堆集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包围初成时，解放军兵力并不宽裕，东面并非铁板一块。第12兵团副司令杨伯涛曾提出向东突围，设法与李延年等部会合。
“现在不走，等包围合拢就晚了。”杨伯涛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
黄维却没有立即采纳。他一方面担心突围失败，另一方面始终惦记蒋介石要求他北上、与杜聿明集团会师的命令。在他看来，擅自改变方向，便可能被视为违抗军令。
更深一层的原因，还在徐州“剿总”的作战安排。顾祝同曾主张让黄维尽快突围，与李延年、刘汝明等部靠拢。但刘峙、杜聿明并不赞成，他们担心黄维南撤或东突会打乱徐州方面的部署。
杜聿明后来写道，如果黄维突围，整个会战计划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无法突破，那便只能固守待援。话听起来像是两手准备，实际却把第12兵团放在了极其危险的位置。
因为徐州集团需要时间调整和撤退，黄维兵团便被寄望于牵制解放军。能救则救，不能救便固守。这样的安排，已经包含了把第12兵团当作“钉子”使用的意味。
黄维并不知道这些内部争论。他看到的是一道道要求坚守、北进、等待援军的命令。于是，兵团在双堆集苦撑数周，粮食、弹药和通信逐渐枯竭，突围窗口也一点点消失。
1948年12月15日，双堆集地区的第12兵团基本被歼灭，黄维在突围过程中被俘。多年以后，他读到杜聿明整理的相关材料，才明白当年那些迟疑背后还有徐州方面的取舍。
据传，黄维得知内情后怒道：“光亭误我！”光亭，是杜聿明的字。这句话并不只是责怪某一个人，更包含了一个被军令束缚、又被整体部署牺牲的将领，对当年命运安排的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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