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何处是（上）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三个“张澂”籍何处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六月，一位名叫张澂的前代宰相在临川去世。他生前最后的头衔是“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这是一个安置退任执政的闲职。没有人预料到，此后八百年间，他的籍贯成为一桩纠缠不清的学术公案。

　　张澂不是寻常人物。建炎三年（1129）二月，他从御史中丞任上被擢升为尚书右丞，进入南宋政权最高决策层。可惜好景不长。同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退位。张澂因“朋附逆党”的嫌疑被罢免，上任仅两月。此后半生投闲，寄情书画鉴藏，自号“澹岩居士”。

　　然而，当后世学者试图为这位“澹岩居士”立传时，却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南宋至少有三个“张澂”，而且他们的事迹被混在了一起。

　　第一个是西秦张澂，字清叔，循王张俊的后人，嘉熙年间尚在世，以书画收藏闻名。第二个是豫章张澄，字如莹，曾两度出任临安知府，绍兴十三年主持摹勒高宗御书石经。第三个才是“澹岩居士”张澂，字达明。

　　问题首先出在“澄”与“澂”二字上，这两个字偏旁一致，且音义相通。清初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论及高宗石经时，不知是笔误，还是考证时出了偏差，将主持石经摹勒的“知临安府事张澄”回改为“张澂”，于是张澄与张澂被莫名其妙地合为一人，后来的王昶《金石萃编》、阮元《两浙金石志》均沿袭此误。

　　更大的混乱，来自南宋名臣周必大《平园续稿》中的那篇跋文，标题是《题张右丞如莹奏疏》，正文写的却是“澹岩张公”张澂的事：“澹岩张公，以文章才略被遇高宗，越即位之三年，自蜀拜尚书右丞。适值苗刘反逆，豫政两月而去。平生奏议号为通达国体。当绍兴五年春，敌兵初遁，高宗用赵忠简公奏，诏宰执条具善后之计。公上疏五六千言，援古证今事。事皆有规画，向使久在政地，尽行其言。何患不为名宰？惜哉！”

　　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实际上，这并非周必大本人的错，而是明代的汲古阁主人毛晋在编辑《津逮秘书》时误加了篇题。周必大对张澄（如莹）与张澂（达明）两人的事迹本来就区分得十分清晰，他另有《张如莹侍郎澄》，称对方为贤弟，勉励其在朝廷“为国重轻”“奉承万一”，此信当为最可靠的原始资料，足以证明：张澄，字如莹；周必大又有《跋张如莹归去来辞》，称其为“庆远军节度使豫章户部尚书张公如莹”，表明张澄的籍贯是豫章无疑。但是，由于毛晋这一误题，就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和事迹搅在了一起，从此更加以讹传讹。

　　几百年间，张澄的字“如莹”、张澂的字“达明”、张澂的号“澹岩”，被后人随意组合，生造出“张澄，字如莹，一字达明，号澹岩”这样的混合体。至于籍贯，更是各说各话：有人说舒城，有人说豫章，有人说舒州（潜山）。

　　真正厘清这团乱麻的，是二十世纪两位学者。一位是已故画家、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专门进行了考辨，其《南宋鉴藏家张澂同姓名二人考》认为，西秦张澂与澹岩居士张澂无涉。另一位是旅美学者何惠鉴先生，其1987年发表于《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期的《澹岩居士张澂考略并论〈摹周文矩宫中图卷〉跋后之“军司马印”及其伪印》一文，明确指出：南宋与张澂同姓名者至少三人，分别是李公麟外甥舒城张澂（字达明，号澹岩居士）、豫章张澄（字如莹），以及循王后人西秦张澂（字清叔）。何先生还考证出，将张澄混同于张澂的始作俑者正是朱彝尊。

　　然而，何惠鉴先生虽然厘清了人事混淆，却仍然沿用“舒城张澂”的说法。这一籍贯判断，一直缺乏张澂本人的直接自署材料支撑，直到近年虎丘北宋石刻题名“面世”，旧说始动摇。

　　“桐乡”究竟指哪里

　　苏州虎丘，剑池东壁，一方政和年间的题名石，高广约两尺，静静摩挲了近千年风雨。但字口尚清晰，书体为楷，笔致端方朴厚，略带行意，文曰：“圃泽孙端天与、朱方瞿汝立公达、桐乡张澂达明，政和甲午四月二十五日。”

　　这是北宋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题名中的“桐乡张澂达明”六字，按古代石刻题名的习惯拆解，正是：桐乡人，张澂，字达明。有游客发现此石后，误将“桐乡”等同于今浙江桐乡。然而浙江桐乡置县迟至明代宣德年间，两宋时并无此县。

　　政和四年距靖康之变尚有十三年，距张澂官至尚书右丞尚有十五年。这是一位尚未登上南宋政治舞台的年轻士人，在吴中名胜亲手刻下的籍贯自署。与他同游的孙端自称“圃泽”人，瞿汝立自称“朱方”人，皆用古地望雅称。圃泽即圃田泽，在今河南中牟一带；朱方是春秋吴国地名，在今江苏镇江。三人来自不同州郡，各自以古地望标籍贯，是宋代士人交游题名的通例。

　　那么，题名中的“桐乡”究竟指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先回到西汉。那时桐城还不是县，只是庐江郡舒县下面的一个乡，叫桐乡。桐乡有个啬夫，名叫朱邑。啬夫是最基层的小吏，掌管一乡的诉讼和赋税。朱邑官虽小，做事却极为认真，“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汉书·循吏传》）。桐乡的吏民没有不爱戴他的。

　　后来朱邑步步升迁，官至大司农，位列九卿。临终前，他留下遗命：“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儿子遵命将他葬在桐乡西郭外。桐乡百姓果然自发为他起冢立祠，岁岁祭祀不绝。

　　朱邑墓至今仍在桐城市范岗镇石井铺村。唐元和八年重修，大书法家李邕书丹立碑。明代桐城主簿夏仲寅于墓旁建祠，石联写道：“云横墓首山生色，露滴碑旁草亦春。”横额“循良事业”。朱邑墓现为省级文保单位。桐城当地至今设有“朱邑泽被桐乡”的专题文化展陈，文脉传承，清晰确凿。

　　明末清初桐城诗人方文有《朱司农墓》诗曰：“汉朝陵墓有谁存？丞相通侯不足论。底事啬夫茔尚在，年年父老荐鸡豚。”汉代帝王将相陵墓多已湮灭，唯独朱邑这个小“啬夫”的坟墓至今犹存，因为年年都有当地父老自发祭奠。自汉代以降，称颂朱邑的诗文绵延不绝，“桐乡”在后世文学中几乎成了清官良吏惠政与百姓感念之情的代名词。唐宰相张九龄写“遗令桐乡，归魂崇芒”；梅尧臣写“桐乡归葬日，棠树去思人”；苏轼写“仲卿终不避桐乡”；元好问写“山田寻二顷，他日作桐乡”。梅尧臣曾任桐城主簿，离开桐城多年后仍惦记着这片土地。后来，他应邀撰写《桐城县学记》，写道：“予按桐城，古桐乡也。汉大司农朱邑微时为啬夫，子今能祠之，盖其民知所善而易化。”他寄望当时的桐城知县洪亶能像朱邑一样遗爱于民，“他日民将爱之，与朱公世世本常不绝，如汉故事”。

　　与张澂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文学家朱翌，亦自称“桐乡朱翌”。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说得明白：“其地汉桐乡，今舒州桐城是也。”可见，以“桐乡”自署籍贯，在宋代舒州桐城籍士人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延续性的文化传统，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我以这片土地上出过朱邑这样遗爱于民的大贤为荣，也为乡邦能有岁岁祭祀大贤的仁风积习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