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一放羊娃向村长汇报：上山放羊时，发现后山有大批陌生人

解放初，一放羊娃向村长汇报：上山放羊时，发现后山有大批陌生人。

那一年我十三岁，个儿比土墙根的鸡还矮一头。爹死在民国三十一年的大旱里，娘带着妹妹改嫁到了三十里外的姚家堡，我跟着堂哥过日子。堂哥蹲在门槛上抽了一袋烟，说，书是念不成了，去给农会放羊吧，一天记半个工分，年底能分二斗高粱。就这么着，我成了石板沟的放羊娃，早上把羊赶出圈，晚上把羊赶回圈，日子像山坡上的石头，一块压着一块，看不出什么两样。

那群羊是土改时从马三爷家分出来的，一共三十一只，一只老骚胡带头，还有一只瘸腿的母羊，我管它叫"二婶"。跟我做伴的是条黑狗，叫黑子，耳朵缺了一块，是跟野狗打架咬掉的。每天天不亮，我揣两个糠窝窝，腰里别着那把磨得发亮的羊铲，铲把上刻着三道杠，那是我一天一天记的，一年刻一道。

后山叫鹰嘴崖，是石板沟人祖祖辈辈砍柴挖药的地方，再往里二十里是没有人烟的老林子。山半腰有一眼废弃的炭窑，早年间烧炭的人挖的，后来窑塌了半边，就没人去了，大人吓唬小孩都说那里有狼。我是从来不敢靠近的。

那天是八月初六。前一晚下过一场小雨，山坡上还潮着，羊蹄子踩下去能印出一个清楚的坑。我把羊赶过鹰嘴崖下的那道梁，正准备往阳坡走，黑子忽然停住了，鼻子冲着风，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声音。我顺着它瞧的方向望过去——炭窑那边，有烟。

不是雾。是烟，细细的一缕，贴着窑口往上飘。

我心里先是咯噔一下，头一个念头是狼，第二个念头是逃。可那烟的味道不对，风里有股子油腻气，像是煮肉。狼不煮肉。我蹲下去，把黑子的脖子按住，另一只手在地上摸了一块石头，握着。

羊还在低头啃草，老骚胡甩了甩耳朵。我压着身子，顺着那道长满荆条的石缝往上爬，爬了约莫一袋烟的工夫，到了能看清窑口的地方。我扒开一丛酸枣棵子，往下看。

窑里有人。

我数第一遍，数出来十一个，手抖得厉害，又数了一遍——是十六个，还有几个在窑外头坐着，背对着我。他们穿得杂，有穿黄军装的，领章帽徽都撕了，露出两块深色的印子；有穿黑棉袄的，腰里勒着绳子；还有两个光着膀子，肩膀上搭着布。最让我眼睛发直的是枪：窑壁上靠着一大排，长短不齐，有一支带两脚架的，枪管比我胳膊还粗，一个瘦子在拿布擦它。

他们中间堆着一堆火，火上架着个搪瓷盆，盆里咕嘟咕嘟响。一个脸上有疤的人蹲在旁边，正说话，声音顺着风飘上来，断断续续的。

"……等王司令的人马到了，先摸粮仓。"

"粮仓不是有民兵看着？"

"两个民兵够屁。"疤脸笑了，"初八夜里动手，抢完就进老林子，等大军一走，这地面还是咱们的。"

另一个说："上头说了，等到十月，美国人打过来……"

我听不懂后头那些，可"抢粮仓""初八夜里"这几个字，像石头一样砸进我耳朵里。那年刚解放，村里秋粮还没入仓，都堆在祠堂东边的两间瓦房里，守夜的是民兵队的赵四叔和柱子哥，两个人，一支老套筒。

黑子在我旁边，肚子贴着地，一动不动。我自己的心跳得厉害，我怕它跳得太响，被下头听见。我想赶紧走，可腿软，蹲在那儿半天挪不动。就在这时候，二婶在坡下头"咩"地叫了一声。

窑里的人齐刷刷地抬起了头。

有个穿黑棉袄的站起来，朝我这个方向望,手里还提着枪。我整个人趴下去，脸贴着湿土，一动也不敢动。黑子把头埋进我胳膊底下。我听见脚步声，一步一步往坡上走，踩着碎石子，咯吱，咯吱。走到离我不到两丈的地方,停住了。

"啥也没有。"那人说，"是羊。"

"羊？羊咋跑到这儿来了？"

"山里野羊多。"

脚步声回去了。我在酸枣棵子后面趴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听见下头又开始说话，才敢一寸一寸地往后蹭。蹭出去十几步，站起来，弯着腰跑。跑过那道梁，跑过鹰嘴崖，一直跑到看不见炭窑的地方,我才敢直起腰来大口喘气。

这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羊散在坡上，二婶还在慢悠悠地啃草，什么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三十里的山路，我跑回去只用了小半个下午，鞋跑掉了一只，脚底板被石头割开一道口子，血把土都染红了。进村的时候天还没黑透，场院上还有人在扬场，麦糠在夕阳里飞，金黄金黄的。

村长王大山正蹲在场院边上的石碾盘旁，跟会计对着工分簿。他是个六十来岁的老汉，一只耳朵叫炮弹震聋了，跟他说话得冲着右边喊。他早年间在山里打过游击，村里人都服他。

我跑过去，一头撞在他身上，喘得说不出整句话。

"慢些，慢些。"他扶住我，"咋了？羊丢了？叫狼掏了？"

"后山。"我抓住他的胳膊，"后山有人。"

他把烟袋往腰里一插，脸一下子沉下来。

"哪儿？"

"炭窑。老洼子那个塌窑。"

"多少？"

"十六条枪。"我说，"我数了两遍。还有一支带腿的，架在那儿。人我数不清,十六个坐着,还有几个在外头。"

他一把攥住我手腕："看清了？"

"看清了。穿黄衣裳的，领子上的牌子撕了。有个脸上有疤的，说初八夜里动手，先摸粮仓。"

王大山的眼睛眯了起来。他往四周看了一圈，扬场的人还在说说笑笑，孩子在场院那头追鸡。

"你跟谁说过没有？"

"没有。"

"跟谁都别说。"他把我的手攥得更紧，"跟你嫂子也别说。听见没有？"

我点头。

他站起来，冲着村子喊了一嗓子："柱子！赵四！把家伙带上，到我家来！"

那天晚上村里静得反常。我后来才知道，王大山没让敲锣，也没让开会。他先派了柱子和一个叫老宽的后生走小路去区上报信——三十里山路，绕开大路走，天亮前必须到。又把民兵队的八个人分成两拨，一拨守祠堂东边的粮仓，一拨埋在村口的老碾盘后头。妇女主任挨家挨户地敲门，只说了一句：今晚老人孩子都到祠堂睡，明早有戏班子来。

我被安排守在祠堂门口，任务是看着那盏马灯，灯灭了就点亮。半夜里下起了雨，先是稀稀拉拉的几滴，后来越下越大。我裹着一件破棉袄坐在门槛上，听着雨声，脑子里全是窑口那挺带两脚架的枪。我想，那枪一响，村里得死多少人。

大约四更天，雨里传来两声闷响，像是有人把湿棉被摔在地上。守粮仓的赵四叔后来告诉我，那是柱子摸上去把土匪派下来的两个探子给摁住了，一个跑了，一个被捆着送到了区上。

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东方刚泛出一点鱼肚白，山路上下来一队人，三十多个，穿着整整齐齐的黄军装，背着枪，绑腿打得紧紧的。领头的是个二十来岁的连长，姓李，脸晒得黑红，一开口是外省口音。

王大山迎上去，两只手握住李连长的一只手："可算来了。"

"老人家，情况准不准？"

"准。"王大山把我从祠堂门口拽过来，"这娃亲眼瞧见的，十六条枪。"

李连长蹲下来，跟我平视。他的眼睛很亮。

"小同志，你叫什么？"

"石头。"

"石头，你敢不敢再上去一趟？"

我的腿肚子当时就转筋了。可我看了一眼祠堂里——里头挤着全村的老人和孩子，我嫂子抱着小侄女坐在角落里。我说："敢。"

"不用你靠近。"李连长笑了，"你在梁上指个方向就行。"

天亮透了我们就上了山。雾从沟底往上涌，松树梢子在雾里露出半截。我走在李连长和王大山中间，黑子在后面跟着，一声也不叫。到了那道梁，我趴下去，指着下头："那儿。"

雾散开一点，能看见窑口冒烟了，有人影在动。

李连长做了个手势，队伍像水一样散开，无声无息地包了过去。我听见他喊话，是用一个铁皮喇叭筒喊的：

"山下的弟兄们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人民政府宽大处理！"

窑里静了一下，接着"啪"的一声枪响，子弹打在李连长身前的石头上，溅了一片火星。

交火只持续了一顿饭的工夫。土匪的枪法散得很，子弹乱飞，多半打在树上；这边一个齐射，窑口就哑了。后来我才知道，窑里的人根本没料到会有人来,他们的哨兵在前半夜就被柱子摸掉了。

喊了三遍之后，第一个举着枪出来的是个年轻后生，脸色灰白，枪托朝前。接着一个一个往外走，蹲在窑前的空地上，双手抱头。一共二十三个。

清点枪支的时候，我在旁边数：长枪十九支，短枪三支，还有那挺带两脚架的机枪。比我数的多。

"还有一个人。"我忽然说。

李连长回过头："什么？"

"还有一个。穿黑棉袄的，戴个毡帽，个子不高,左边眉毛上有个痦子。"我说，"他是头一个站起来看我的那个人，手里那支枪是新的,木头发红。"

"他往哪跑了？"

我指着鹰嘴崖那道石缝："那儿。"

三个人跟着我爬上去。在石缝尽头的崖边，我们找到了他——他正抓着一根老藤往下溜，溜到一半，被喊住了。他抬起头，眉毛上那颗痦子在晨光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反抗，把那支木头发红的驳壳枪扔了上来。

后来区上的干事告诉我们，这帮人是国民党溃败时留下的一股残部，加上本地的惯匪,三十多号人，在老林子里藏了两个多月，等着跟外地接应的人马汇合，打算秋收后抢粮抢枪，再进山打游击。那个眉毛上有痦子的，就是他们说的"王司令"。

那天太阳出来的时候，队伍押着一长串俘虏下山。村里人全站在场院上，没人说话，直到有人喊了一嗓子："毛主席万岁！"接着就炸了，锣也敲起来了。

过了三天，区里在祠堂前开了个会。区长是个戴眼镜的南方人，讲话慢，一句一句的。他念了一串名字，念到我时停了一下：

"民兵情报员，李石头，十三岁。"

台下的人笑了，又鼓掌。我站在那儿，脚上那道口子还没好，鞋是借堂哥的，大两号。

区长发给我两样东西：一支黑色的钢笔，一个红皮的小本子。他把钢笔别在我胸前口袋上，本子塞进我手里。

"这娃功劳不小。"区长说，"十六条枪，一条都没漏。"

会后李连长找我，蹲下来问我："石头，想不想念书？"

我说："想。"

"念吧。"他拍拍我肩膀，"往后不用放羊了，去念书。念出来了，回来给村里管账。"

第二年春天，石板沟的冬学开了，就设在祠堂东边那两间瓦房里——原来堆粮的地方。我背着那个红皮本子去上学，坐在最后一排,字写得歪歪扭扭，第一页写的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晴。

黑子跟着我去了，趴在门口等我。后来它老死了，我把它埋在鹰嘴崖下的那道梁上，没立碑，栽了棵酸枣树。

我这一辈子再没放过羊。

很多年以后，我六十多了,从县上的供销社退下来，回了一趟石板沟。后山早封了，育了林，松树种了满坡,炭窑塌得只剩个土坑，被荒草盖住了，走到跟前都认不出来。只有鹰嘴崖还在，石头还是那块石头，风从崖口灌进来，还是那个味道。

我站在当年的那道梁上往下看。太阳很好，山下的村子盖起了砖房，屋顶上一片一片的太阳能。放羊娃是早就没了，村里的娃都在镇上念书，坐着班车来回。

我想起十三岁那个下午，趴在酸枣棵子后面，腿软得站不起来，手里攥着一块石头。那时候我怕得要命，可我没有跑——我往下多看了两眼，数清了那十六条枪，记住了那句"初八夜里"。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的事不多。我做过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在十三岁那年的一个下午，趴在一丛酸枣棵子后面，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把该记住的都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