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同村三个一起入伍，只有我退伍回村当了看青员

1982年10月，我和同村的大李、二柱子，一起在公社武装部领了军装。

我们三个同岁，从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大李念过高中，肚子里有墨水；二柱子脑子活，嘴皮子利索；我排行老三，念了五年小学，就知道闷头干活。临走那天，我爹跟我说，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当个班长回来。

新兵连结束后，大李因为文化底子好，被挑去了团部当文书；二柱子分到了汽车连，跟着老班长学开车；我分到了步兵连，天天扛着枪在操场上练队列。

大李在团部待了一年，就考上了军校。临走那天，我和二柱子去送他，他穿着四个兜的军装，冲我们摆摆手说，好好干，别给咱村丢人。二柱子后来转了志愿兵，给团里开车，经常出车去县城，拉回来一堆新鲜玩意儿。

我干了三年，平平淡淡，既没立功，也没犯错，到了1985年底，服役期满，背着个黄挎包就回了村。

回村之后，日子还得过。种地，交公粮，娶媳妇。因为家里穷，娶不上好的，托媒人介绍，找了一个邻村的女人，成了个家。后来村支书看我老实，让我在村里当了个“看青员”，专门看着村东头那大片苞米地，防止有人偷青。

看青员这活儿，白天睡觉，晚上巡逻，挣的是工分，得罪的是乡邻。村里那些半大小子，半夜三更翻进地里掰苞米，被我撞见，追又追不上，骂又不敢骂。时间长了，村里人都说我这个人死脑筋，不通人情。

大李在部队一路往上走，后来当了营长。二柱子退伍后，赶上了好政策，在县城开了一家汽修厂，没几年就盖了楼，买了桑塔纳。

他们有时候回村，开着车，带着烟酒。村里人围上去，递烟的递烟，倒茶的倒茶。我站在人群外面，手里攥着一根旱烟，凑不到跟前去。有一回二柱子看见我，远远地喊了一声我的小名，说老三，过得咋样。我说还行。他扔过来一包带过滤嘴的香烟，我接住了，没舍得抽，揣在兜里，回家给了我爹。

后来我爹抽了半根，说太冲，呛嗓子。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抽。

1992年夏天，苞米拔节的时候，我摊上了事。

那天晚上，我照例去村东头巡逻。走到那片最密的地头，听见里面有动静。我以为又是谁家的小子偷青，猫着腰钻进去，想抓个现行。

结果手电筒一照，我愣住了。是我们村一个姓赵的媳妇，四十来岁，男人常年在外打工。她蹲在地垄沟里，旁边站着邻村一个剃头匠。

那个剃头匠我认识，逢集就在镇上摆摊。他一看是我，吓得腿都软了，从兜里掏出几张票子，往我手里塞。那个姓赵的女人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当时脑子里嗡嗡响。按理说，我是看青员，这事不归我管。可我鬼使神差地，没接那个钱，也没放他们走，而是把他们带到了大队部。

第二天一早，全村都传遍了。

是我嘴欠，跟治保主任汇报的时候，没忍住说漏了。治保主任大喇叭一广播，全大队都知道了。那女人的男人从外地赶回来，闹到了大队部，非要跟我讨个说法。剃头匠的老婆堵在我家门口，骂了一天。

我成了村里的罪人。那女人的娘家兄弟，半夜往我家院子里扔砖头，把我家窗户玻璃砸了个稀巴烂。我媳妇气得回了娘家，大半个月没回来。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比看那对男女还毒。他们说我吃里扒外，说我毁了人家两个家庭。

大李那年回来探亲，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来找我。他坐在我家院子的门槛上，抽了半根烟，跟我说，老三，这档子事，你管得宽了。

我说我没想那么多，我当时就是觉得，我是看青员，人在我地头干那事，我不带回去，我怕自己说不清。

大李叹了口气，说你就是太老实，老实过头了。

二柱子也知道了这事。他没来找我，只是有一次在镇上碰见我，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老三，你这回可是把咱村的脸丢到镇上去了。

我知道，他们都是好意，但这话听着，比砖头砸玻璃还难受。

后来，我媳妇虽然回来了，但两口子感情大不如前。她觉得我这个男人没本事，还爱管闲事，跟着我过日子憋屈。孩子上学，同学们笑话他爹是看青的，还抓过那种事。孩子回来跟我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个剃头匠后来搬走了，再也没在镇上出现过。那个姓赵的女人，男人跟她离了婚，她回了娘家，不知道去了哪里。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今年六十多了，还在村里，种几亩地，养几只鸡。大李从部队退休了，每个月退休金一万多，在城里住着。二柱子的汽修厂早就不开了，听说去南方跟儿子一起生活了。

我们三个，同一年走的，同一年离开的部队。一个提了干，一个当了老板，只有我，因为苞米地里的那点破事，成了全村的笑话。

去年冬天，大李回乡祭祖，在村口碰上我。他递给我一根好烟，我摆摆手说戒了。他拍了拍我肩膀，说老三，当年那事，你别往心里去，都是命。

我笑了笑，没说话。

看着他坐进儿子的轿车里开远了，我站在原地，抽了一根旱烟。风一吹，烟灰掉在脚面上，我突然想起三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在公社大院换上军装的那天，二柱子笑呵呵地说，等咱们混好了，回来一块喝酒。

如今，酒是喝不动了。苞米地早就承包出去了，也没人再偷青了。我那个看青员，早就撤了。

唉，有些事，搁在心里几十年，早就生根发芽了，拔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