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7月20日，四川荣县公审现场，黄茂才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宣判死刑后，围观群众的喊声一阵高过一阵，行刑人员已经作好准备，他却突然拼尽力气大喊：“我不是杀害江姐的人，我还帮过她！”
这句话让现场短暂安静下来。一个曾在渣滓洞当过看守的人，怎么会声称自己是江姐的朋友？面对群情激愤的公审场面，县里没有立即执行，而是将情况逐级上报，决定重新核查。
黄茂才1926年出生于四川荣县，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书，却写得一手好字。十七岁那年，他到当地士绅家中做杂工。1945年春节，他写的一副春联被刘仲威看中，对方把他带进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安排他做秘书。
这份差事并没有维持太久。黄茂才不善逢迎，后来又因工作失误被调往重庆太平门邮检组。1948年6月，他被降调到渣滓洞做看守，负责看管政治犯。那时的他只想保住饭碗，并没有想到，这次调动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上岗前，他按要求写下保证书，内容大意是严密看守，不准犯人传递书信、食品，不许私下交谈，更不能同情和照顾犯人。规矩写得很硬，现实却一点点撬开了他的成见。
黄茂才接触到的政治犯，并不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凶恶。他们中有学生、教师，也有普通工人，谈吐平和，待人有礼。一次登记女犯时，他遇到自贡附近的曾紫霞。得知两人是乡亲，彼此之间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亲近。
曾紫霞没有向他透露组织秘密，只是谈起穷苦百姓的处境。她说，自己并非不想过安稳日子，而是不愿看着好人长期受欺压。黄茂才听得沉默不语。那些尘封多年的记忆重新浮现：家里无地可葬，亲人受人欺凌，贫穷几乎决定了一家人的命运。
不久，江竹筠被押进渣滓洞。她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后来以江姐之名为人熟知。登记时，黄茂才发现两人也是乡亲，便低声说：“有事您尽管说，我能帮就帮。”江竹筠看了看他的制服，没有回应。对一个看守保持戒心，是牢狱中的生存规则。
江竹筠很快遭到严刑审讯。黄茂才从同僚口中得知，她始终没有吐露党的机密。那一刻，他第一次清楚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所谓“罪犯”，而是一群愿意承受酷刑也不肯背叛信仰的人。
但江竹筠并没有立即信任他。她提醒狱中的同志，可以观察、利用这个看守，却不能把机密交给他。为了试探黄茂才，她曾让他代送一封信。信中没有组织情报，只是托亲属捎带生活用品。黄茂才把信送到指定地点，回来后没有邀功，也没有打听信的内容，这才逐渐取得了一点信任。
此后，他利用外出机会，替狱中同志传递问候，代买书报和日用品。那些事情看起来并不惊天动地，却有着实实在在的风险。江竹筠等人还在狱中织了一件毛衣，送给黄茂才作为谢意。对一个长期被人轻视的底层看守来说，这份礼物分量很重。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渣滓洞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黄茂才因不是核心特务，反而被调离监狱。临走前，他找到江竹筠。江姐把一封写给儿子彭云的信交给他，请他送到重庆中山公园附近的育才小学。
黄茂才照办了。他后来才知道，那竟是自己与江竹筠的最后一次联系。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遭到屠杀。江竹筠也在这场惨案中牺牲，黄茂才听到消息后悲痛不已。
然而，过去的身份很快成为沉重枷锁。1952年镇反运动展开，黄茂才因曾在渣滓洞任看守而被审查。由于缺少能够当面作证的人，他关于送信、传递物品的辩解没有被采信。1953年，荣县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
行刑前的那声大喊，促成了案件复查。调查人员重新寻找线索，黄茂才提到的育才小学、谭竹安以及狱中幸存者，逐渐成为核实事实的关键。后来查明，他确实为江竹筠等人传递过信件，也曾在狱中提供过帮助，死刑遂改为无期徒刑。
服刑多年后，黄茂才获释，却始终背着这段无法说清的经历。1981年，重庆方面整理烈士史料，江竹筠亲属谭竹安证实曾收到她托人送来的信，渣滓洞幸存者的材料也提到了黄茂才。曾紫霞随后出面作证，为这位旧日狱友补上了关键一环。
1982年4月12日，荣县人民法院院长将无罪判决书送到黄茂才手中。多年后，他被增补为县政协委员。那件毛衣仍被他保存着，见证的不是一句临刑喊话，而是一段在黑暗牢狱中留下、又历经数十年才被重新确认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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