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文物“主讲”的成长课

　　为使长征精神走进青少年的心灵世界，广西人民出版社携手江琳、王希、王海蛟三位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策划了《写给青少年的长征故事》一书并于近期出版。本书以2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文物为线索，为青少年讲述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故事。这些文物中的故事，让长征不再是教科书上抽象的名词，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真实的事构成的生命史诗，是一首首充满精神力量的赞歌。

　　给青少年讲长征最怕两件事：一是把故事讲成“课本里的知识点”，孩子记住了时间地点，却触摸不到历史的温度；二是把精神讲成“大人嘴里的道理”，孩子看似了解，心里却觉得跟自己离得太远。《写给青少年的长征故事》让我看到了一种独特的讲法——不急着告诉孩子“长征有多伟大”，而是把文物摆到孩子面前，让他们自己去“摸”、去“问”、去“想象”。棕绳、马灯、钉鞋、八角帽……我试着用孩子的眼睛去读，发现每一件文物，其实都在回应他们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困惑。

　　比如那根红军强渡乌江时使用的棕绳，长约16.75米，由贵州省湄潭县人陈绍清保存，新中国成立后捐赠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红军将士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这根棕绳捆扎竹筏、加固浮桥，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强行渡江。棕绳不过是一根粗麻绳，粗糙、朴素，扔在路边也许无人多看一眼，但它系住的是“过不去”和“过得去”之间的那个瞬间——是绝境与生机之间那一道足以托付性命的界限。今天的青少年面对的“乌江”是什么？可能是一次重要的考试失利，可能是和好朋友闹翻后不知道如何化解的僵局，可能是站在人生岔路口四顾茫然的时刻。棕绳告诉孩子：困境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认定了“过不去”。红军没有桥，没有船，就地取材扎竹筏、架浮桥，凭借的是一股“非过不可”的信念，这份信念比任何现成的桥都管用。

　　再比如那盏红军送给黎平向导的手提风雨灯。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红一军团第二师请熟悉当地地形的农民高树清为部队做向导。带路任务完成后，高树清又数次主动为后续红军队伍引路。天色渐暗，红军担心他摸黑返回危险，便将一盏手提风雨灯送给他。这盏灯，照亮的不只是崎岖山路，更是红军和老百姓之间那份“你相信我、我不负你”的滚烫情谊。今天的孩子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盏锈迹斑斑的旧灯值得放进博物馆，但如果换一种说法：你有没有一个朋友，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站出来，事后你送了他一件不起眼儿的小东西，但你知道那件东西的分量比什么都重。那盏灯就是这样的“小东西”——它盛着信任，装着托付，灯芯里燃着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暖意。一个孩子如果能在成长中学会托付别人，也值得被别人托付，那么他的人生路上就不会只有孤军奋战。

　　书中还有一双防滑钉鞋，是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高秀英爬雪山时穿的——底长21.5厘米，鞋底密密钉着铆钉，为的是踩在冰雪上不打滑。1932年高秀英带着年幼的弟弟一起参加红军，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一员。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累计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20余次，她正是穿着这双钉鞋，一次次直面生死挑战，跨越了一座座高山险阻。据史料记载，长征途中红军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至18岁的战士至少占40%。这意味着，红军中的很多人，其实就和今天初中生、高中生的年纪相仿。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穿着钉鞋走在雪地上，迎着风雪前进，每一步都踩实了再迈下一步——这不就是每个青少年正在经历的成长吗？没有捷径，没有“一键通关”，唯一的办法就是踩稳脚下的路，坚定地走下去。

　　这本书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用心的设计：每个故事后面都留有“青年感想”的空白页。这个“空白”本身就是一个邀请，它不是让孩子写读后感，而是把自己的经历“放进”那个故事里。读到棕绳，想一想自己正在“渡”的那条河是什么；读到钉鞋，想一想自己脚下有没有一双能踩稳的“鞋”。

　　长征精神不是一道拿来背诵的考题，而是一座能够照亮人生的灯塔——之所以能穿越90年打动今天的青少年，不是因为它“遥远而崇高”，恰恰是因为它“具体而贴近”。红军面对的是极端的环境、生死的考验，今天的青少年面对的是学习和成长中的种种挑战。两者在“量级”上完全不同，但在“过程”上是相似的：总有某个时刻，站在“过不去”和“过得去”之间。长征文物之所以能成为青少年的成长课，不是因为它们教给孩子“能吃苦”的精神，而是一群年轻人用最具体的行动回答了“在绝境里还能不能选择向前”这个问题。这是书中最珍贵的地方，也是它值得被每一个正在“渡河”“爬山”的孩子反复阅读的理由。

　　当孩子们合上书页，也许会发现：长征从未走远，它就在脚下，在每一次“踩稳一步，再迈一步”的成长里。

　　（作者系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

《中国教育报》2026年10月21日 第09版

作者：张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