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咱先看一组数字。金代盛的时候，邢州在册的户数有八万出头。可到了蒙古灭金之后、忽必烈派人去接手之前，这个数字变成了多少？《元史》里写得很直白：“受封之初，民万馀户，今日减月削，纔五七百户耳”。从八万到七百，不是打了个折，是几乎被抹平了。你想想，一座曾经“地腴民丰”的州城，十几年间人差不多跑光、死光，剩下的人连门都不敢正常开，这地方还能叫“城”吗？
烂摊子烂在哪儿？第一刀是战争。蒙金在华北拉锯，邢州卡在南北要冲上，反复被碾来碾去，“千里萧条，为之一空”。但光打仗还不至于把户口打掉百分之九十九。真正要命的是打完之后那套治理方式。窝阔台搞“投下分封”，把邢州一万四千多户封给了两个答剌罕，由他们自己派人当达鲁花赤去管。这帮人什么做派？贪暴、盘剥、不习吏事，把百姓当韭菜割。再加上邢州是交通枢纽，蒙古汗庭的使者一波接一波路过，吃喝住行全摊到老百姓头上，负担一层层往下压，压到最后就是破产、逃亡。
当时邢州城里的景象，史书写得让人脊背发凉：全城只剩百来户人家，家家拿土把门堵死，从地洞里爬进爬出；远远看见一匹单马跑过来，吓得钻进草丛里躲着，等马过去了才敢露头。更荒唐的是，当官的也不敢正常上班，处理公务得“昼伏夜出”，老百姓管衙门叫“鬼衙”，有的官员干脆把官印一扔，跑了。一个地方混到连官吏都弃印而逃，这就不是穷的问题了，是整套秩序已经散架了。
忽必烈接手的就是这么个局面。1251年蒙哥即位，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邢州正好是他藩府里两个邢州籍幕僚——刘秉忠和张文谦——的家乡。这俩人跟忽必烈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今民生困弊，莫邢为甚。”再不动手，“救焚拯溺”都来不及了。忽必烈听进去了，派张耕、刘肃这批汉人儒士去邢州，当安抚使、商榷使，说白了就是拿邢州当“汉法治汉地”的试验田来抢救。
抢救的方子不花哨，但招招打在要害上：整顿驿站，把原来白吃白拿的驿马驿车改成雇人饲养、编班轮值，不让老百姓继续当冤大头；兴铁冶，让公家有进项；造楮币，让民间有东西能流通；惩办民愤最大的贪官污吏，杀一儆百。效果来得也快，“不期月，户增十倍”，流亡在外面的人听到风声，开始往回走了。后来邢州户口一路恢复到三万多户，从“鬼衙”变回了“乐郡”。
所以你要问忽必烈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一句话：一个被战争打烂、又被落后的治理方式往死里摁的废墟。但邢州这七百户的底子，恰恰逼出了忽必烈后来那条“用汉人、行汉法”的路子——他在这块烂摊子上试出来的，不只是一州一县的恢复，更是一套能不能在中原站住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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