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0月，任弼时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亲自到场。此后多年，罗荣桓、陈毅逝世时，毛泽东也分别参加了他们的追悼活动。对一位日理万机的领袖而言，这三次露面并非普通礼节，而是对老战友、老同志最郑重的送别。
三个人，三段经历，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只会冲锋陷阵的将领，也是能够在关键处替党分忧、替大局担责的人。
任弼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沉默、务实、耐劳。早年求学时，他家境并不宽裕，曾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1920年代，他赴苏联学习，回国后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和组织工作，很早便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他有个外号，叫“骆驼”。这不是说他迟钝，而是说他能负重，能忍耐，能在漫长而艰苦的工作中保持方向。
任弼时并非没有锋芒。面对错误路线和不合实际的做法，他敢于提出意见。1928年，他在安徽巡视期间被捕，敌人试图从他口中取得党组织线索，但他始终坚持原有口供，没有泄露重要情况。获释后，他又回到革命队伍中，继续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承担了大量组织协调事务。战争年代，粮食、干部、部队调动，哪一项都牵动全局。他常常顾不上休息，身体也因此受到严重损害。1950年10月27日，年仅46岁的任弼时病逝。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开始，他却没能走到新的岗位上。
毛泽东参加他的追悼会，既是悼念，也是对这位重要助手长期贡献的确认。任弼时没有参加开国大典，并不是功劳不够，而是当时身体已经无法支撑高强度活动。
罗荣桓的价值，则更多体现在“把复杂局面理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地区力量交错，地方武装、抗日力量和敌伪势力彼此纠缠。罗荣桓到山东后，没有只依靠军事进攻，而是把整顿组织、团结群众、发展根据地结合起来。
他善于做细致工作。对干部队伍，他重视纪律；对地方力量，他注意争取；对群众，他强调根据地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由此逐步稳定下来，并形成了较强的动员和作战能力。
毛泽东曾评价山东根据地的建设离不开罗荣桓。抗战胜利时，山东部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罗荣桓的本领，不只是指挥作战，更在于把分散的人心和力量组织起来。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北京病逝，终年61岁。追悼会上，毛泽东写下“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挽诗，并亲自向遗体三鞠躬。这样的悼词，分量很重。它说明在毛泽东心中，罗荣桓不仅是元帅，也是处理军政事务时可以倚重的人。
陈毅与毛泽东相识相交近四十年。两人共同经历过土地革命、长征后的艰苦岁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彼此之间既有工作上的配合，也有长期形成的信任。
南昌起义后，部队处境艰难，士气一度低落。陈毅没有因局势不利而退缩，而是积极做思想工作，帮助队伍保存力量。后来在赣南、闽西坚持斗争时，他又参与创建和巩固根据地，逐渐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事与政治干部。
抗日战争中，陈毅领导新四军开展敌后斗争。1940年黄桥战役，新四军以较小代价击败国民党军队进攻，打开了苏北抗日局面。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指挥华东战场作战，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都承担了重要职责。上海解放后，他出任上海市市长，面对城市接管、经济恢复和社会秩序等复杂问题，继续处理繁重政务。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病逝世，终年70岁。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已不佳，仍到北京医院向陈毅遗体告别。据记载，他说：“我也来送送陈毅同志。”这句话很短，却道出了两人之间跨越战争年代的深厚情谊。
任弼时重在担当，罗荣桓长于统筹，陈毅兼具军政才干。他们所处岗位不同，性格也不相同，却都在关键时期承担过别人难以替代的责任。毛泽东参加这三人的追悼活动，正因为他们既是并肩作战的同志，也是新中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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