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徐向前透露：即便无西安事变，中央依然留有一招强劲杀手锏！

1936年12月，陕西西安，蒋介石被东北军扣押的消息传到陕北时，毛泽东等人并没有立刻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上。对中央红军来说，真正的考验早已摆在眼前：兵力疲惫，粮秣短缺，身后还有国民党军的重兵压迫。

西安事变改变了局势，却不是红军唯一可能的出路。徐向前晚年谈到这段历史时曾提及，中央当时已经准备了另一套方案。说得直白些，即使张学良、杨虎城没有发动兵谏，红军也不会坐等困局自行消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一带。长征途中损失很大，部队人数、武器和物资都需要补充，可陕北并非富庶之地。黄土高原降水有限，交通不便，许多村落人口稀少，能够立即供给大部队的粮食并不多。

困难不只在粮食。陕北北部、西部地域广阔，汉族、回族、蒙古族群众杂居，各地风俗、语言和社会关系都有差异。红军刚刚进入这里，对地方情况尚未完全熟悉，筹粮、筹款以及开展群众工作，都需要时间。

有一件小事，常被视作当时窘迫处境的注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不久，毛泽东曾向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筹借经费。徐海东的部队先到陕北，和当地群众联系较多，手头情况相对宽裕。

徐海东得知中央急需用钱后，决定从部队仅有的积蓄中拿出5000元。有人担心部队自身也缺少冬衣和粮食，他只说：“中央更急，这笔钱要尽快送去。”

这不是普通的经济往来，而是部队之间的生死相托。几十年后，毛泽东仍提到这5000元，称它在中央最困难的时候帮了大忙。数目并不算惊人，却反映出中央红军当时连基本供应都十分紧张。

外部压力同样逼近。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集部队向陕北施压。1936年春，阎锡山部和国民党中央军继续推进，陕北苏区面临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红军很难通过常规方式长期坚持。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把主要力量用于压制红军。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却不愿继续内战，他们多次要求停止进攻红军，转而共同抗日。双方分歧不断扩大，西安遂成局势最紧绷的地方。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继续作战。张学良曾当面劝说，杨虎城也进行交涉，但蒋介石没有改变决定。12月11日，张学良与杨虎城经过商议，决定采取非常手段。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西安，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附近仓促躲避，随后被找到并扣押。张学良、杨虎城发表通电，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主张。经过多方谈判，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由对峙逐步转向合作。

但徐向前所说的“杀手锏”，并不是一句空泛的设想，而是一套具有军事方向的预案。按照当时中央的考虑，红军不能把全部力量困在陕甘宁一隅，需要主动向山西方向展开，寻找新的回旋空间。

其中一项安排，是以红四方面军一部为基础组建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方向行动，争取打通同苏联联系的通道。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准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根据阎锡山的态度决定下一步行动。

若山西方面愿意合作，红军便可获得立足之地；若遭到阻拦，就继续向山西、河北、河南交界地区转移，必要时再向安徽、山东等地寻找发展机会。这条路线极其艰苦，甚至可能形成又一次大规模战略转移，因此后来有人称之为“第二次长征”。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方案并非已经完整实施。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政治格局迅速变化，原有军事部署随之调整。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后来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但因河西走廊地区敌我力量悬殊、补给困难，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

所以，徐向前所说的“杀手锏”，核心并不在某一支部队或某一条路线，而在于中央已经准备放弃被动固守，主动把部队放到更大范围内谋求生存。西安事变使红军获得了新的政治空间，也让那份艰险的备用方案没有完全成为现实。